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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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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2/13
《转载》中国空军的八年抗战
八年抗战,中国空军共击落日机1543架,击伤330架,出动轰炸、驱逐、侦察、运输等飞机计18500架次,作战达4027次。
这样一份优异的战绩,究竟是怎么得来的?
2012-12-05 第94期美国空军纪念“飞虎队”援华抗战
中国空军的八年抗战
抗战初期,中国空军力量十分薄弱,处于绝对劣势;但在抗日战争的中后期,美国对华进行援助,中国空军逐渐扭转局势。
抗战初期中国能参战的飞机仅223架,不及日本1/7;参战不久即损失殆尽仅剩30架
1937年8月淞沪作战前,日本空军可用于作战的飞机约为2300架,预备飞机约280架,反观中国空军总计有约六百架飞机,
1937年能够参加作战的仅 有223架飞机,不及日本的七分之一。这些飞机大多从西方进口,型号五花八门,机型过时,面临淘汰。更重要的是,我国国力薄弱,一无独立研制能力,二则相 关零件需要从外国进口,所以我国难以补充战机,损毁一架就是一架。日本则拥有独立研制飞机的航空工业,不断改进和补充战机。
抗战爆发后的3个月里,中国空军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击落日本飞机30架,击毙日本飞行员327人,但是中国空军仅剩30架可用于作战,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局面。
在这里,《转载者》不得不插入一位中国空军英雄、空军战神,高志航与战友的事迹(他的生平请见:http://baike.baidu.com/view/244008.htm#3)。
1937年8月13日,淞沪战争爆发,14日当天高志航首次击落日机一架,这也是中国空军首次击落日机,在接下来的十多分钟空战中,第4大队共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而仅有1架战斗机轻伤,
开创了中国空军抗战中一次空战 3:0 的光辉战绩。
1937年8月15日,日本海军航空队第2航空战队派出多批34架飞机从“加贺”号航母上起飞袭向杭州。高志航击落日长机一架,共击落日机两架,后左臂中弹返回机场。
1937年10月,日机入侵南京,高志航率机迎击,击落日机一架。中国空军在南京上空击落17架日机,损失两架飞机。
国民政府向苏联寻求空军援助,但同时又对其保持高度的警惕之心
我国空军损失殆尽后,国民政府只能致力于寻求外援。美、英此时无心介入,而苏联则因1936年的《日德防共协定》而对远东局势忧心忡忡,遂成为国 民政府最主要的求援对象。经磋商,双方于1937年8月21日签订条约,苏联为中国输送飞机,并派志愿航空队参加中国的对日作战。1937年10月至 1938年底,有苏联飞机471架到达兰州,1940年,苏联又援助И-16型驱逐机150架,дБ轰炸机20架,СБ轰炸机30架次。
1937年10月,刘粹刚在支援忻口战役时,座机燃油告罄,迫降时不幸碰撞城楼而以身殉职,时年24岁。
1937年11月,高志航奉命赴兰州接收苏联援华的战机。因天气恶劣,他率机飞至周家口留地待命。11月21日,11架日机突袭周家口机场,在日机的俯冲轰炸下高志航登上座机,刚进入机舱既被日军战机投下的炮弹炸中而殉国,时年30岁。
1937年12月,乐以琴在与日军空战中,其座机被敌击中。跳伞时,为避日军射击,张伞过迟,壮烈殉国,时年22岁。
苏联援华飞机对中国抗日所起的作用,可以从蒋介石和驻苏大使杨杰分别给苏联政府的函电中看到。
1938年2月,李桂丹在武汉保卫战中与日机互撞时牺牲,时年24岁。
1938年6月,武汉会战开始。7月14日,蒋介石 致电苏联政府,称“抗日战局已入重要之新阶段,屡承贵国热心援助,人心士气益为振奋,唯目前需要驱逐机及重轰炸机之增加补充,异常迫切,各种俄炮弹亦不足 使用。如能迅得此项充切接济,则抵抗力量可增厚,务请速予提前借给,即日起运,以应急需。飞机应用更急,加能早到一日,则我方战事胜利之成份即多增加一 分。”杨杰在8月10日致函苏联政府的信中也说到,“这些飞机对于中国面临的武汉大会战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空军的支援,战役会变得极其困难。新型飞机亮相 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中国军队的极大鼓舞,可以增强他们抗日的决心。”
但寻求援助之外,国民政府对苏联同时还保持着高度的警戒之心——1938年元旦,南京失陷后的危急时刻,亟待苏联提供援助,蒋介石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国之祸患,有隐有急,倭祸急而易防,俄患隐而叵测。”
1939年9月,国民政府正式下令每年 8月14日为 “空军节”。
到1940年,中国只剩下作战飞机49架,日军则有960余架
尽管获得苏援,但中苏空军并未能够阻止日军的推进。1938年后期,抗战进入相持阶段。1939年,中国空军整训,飞机从135架补充至215架。
相比之下,日军至1939年底,陆军有1730架飞机,海军共计3040架。中日空军战力依然悬殊,战事持续了两年,到1940年,我国只剩下作战飞机 49架,日军则有960余架,投入中国战场的多达877架。1941年3月,中国空军第5航空舰队全体牺牲之后,国民政府开始实施“避战策略”:“拟保持 现有空军部队(重轰炸机一大队,轰炸机4大队,驱逐机4大队,空运一大队,侦察1中队),设法补充,经常维持其编制约324架飞机,作战则只能依飞机补充 状况及一般情况节约运用,以求获得较大战果。”显然,中国已经没有能力大规模主动出击。
日本除了数量上也占优势,其性能也远远优我空军,尤其是最新式的“零”式驱逐机参加作战后。“中国的每架驱逐机每日要与敌军五倍以上兵力”,所以中日空战,中国空军伤亡惨重。1941年,中国空军仅余65架飞机,难以为继。
1941年苏联撤援,蒋介石转向美国求助,非官方的飞虎队成立并取得不错战绩
据统计,在整个抗战期间,在苏联政府先后派出2000余名飞行员在中国轮战。但自1939年初,其在华航空志愿队即已按兵不动,1940年开始分批撤回,到1941年初,苏联已将其志愿队全部撤回国内。苏联终止援华的主要原因,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苏日中立条约》
苏联召回志愿队后,中国军队几乎没有任何空中保护,期盼飞机的愿望更加迫切。珍珠港事件后,蒋介石多次警告美国,促请美国鉴于两国在西太平洋的利益援助中国空军,而美国想利用中国来牵制日本,减轻其在太平洋上的压力。双方一拍即合。
美国对华空军援助,最为人所熟知的,无疑是美国人陈纳德和他的航空队飞虎队。1941年罗斯福签署一项不对外公布的行政命令:允许预备役军官和陆海 军退役人员参加志愿航空队。此后,以陈纳德为首的招募小组以远东冒险活动和高额薪酬吸引美国空勤志愿人员,以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的名义与他们签汀了为期一年 的合同。合同规定的条件是:飞行员月薪600美元,中队长750美元,地勤人员不不低于250美元。外加每月30美元津贴、差旅费和每年30天的带薪休 假,免住宿费。击毁一架日本飞机奖励500美元。同时为每一位志愿员购买10000美元的人寿保险,伤残或死亡木人或其家属可得到六个月的薪水,并支付死 者的丧葬费。可见,这支志愿航空队虽然有罗斯福的秘密授意,但从其组成的实际过程来看更像是一支雇佣军。
陈纳德的志愿航空队取得了不错的战绩,到1942年5月31日志愿航空队共参战100余次,击落或击毁敌机200架左右,仅损毁和受伤80余架。
但美国在1942年没有能够提供足够的飞机,日军在中国战场依然掌握着制空权。
1942年史迪威成为美国驻华军事团主席,担任中国战区最高长官参谋,中美军事合作正式展开,非官方的美国志愿航空队解散。1942年,美国驻华特遣队成 立,陈纳德希望把空军力量扩大到总数为105架战斗机和42架轰炸机。陈纳德希望依靠这股力量打败日本空军,并以中国作为基地轰炸日本本土。
但陈纳德的要求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响应。1942年7月,驻华特遣队再度要求200架战斗机,以补偿因事故和战斗造成的损失,这些要求也遭到史迪 威的拒绝。1942年下半年美国没有向中国提供足够的飞机。美国驻华特遣队仅仅收到20架战斗机,原先计划提供的数量在1942年没有实现。驻华特遣队的 物资供如此捉襟见肘,显然是无法夺取日本的制空权。特遣队作为当时中国唯一场上的有生力量,却只能在艰难中苦苦支撑。
美国提供的支持过少,且把移交到中国战场的飞机又用到其他战场场,使蒋介石非常恼火,不得不向史迪威施加压力,让其质问罗斯福是否英国和美国还把中国当作同盟国来对待。
1943年罗斯福同意蒋介石扩大援助的请求,答应确保中美空军至少有500架参战
为了解决中美两国关于空军援助的矛盾,在1943年2月罗斯福派人前往中国沟通。蒋介石称如果以下三项要求得不到满足,中国将不能继续抗战争,他希 望美国承诺:1、陈纳德掌控独立的空军指挥权;2、中美空军有至少500架参与作战;3,“驼峰”航线每月运输10000顿物资。
1943年1月14日,罗斯福、丘吉尔相会在卡萨布兰,3月8日,罗斯福关于美国驻华空军作了三点决定,基本上同意了蒋介石的请求,将空军力量扩充到至少500架飞机,并成立美国第14航空队。
虽然有如许多的承诺,但在美国实行时不时打折扣。当时史迪威并不支持增加中国空军物资,国民政府指责史迪威不履行罗斯福的承诺,破坏中美友谊。
罗斯福在1944年9月18日给蒋介石的信中要求其立即出兵缅甸北部,如果蒋介石拒绝,美国将停止所有对华援助。由于对这封信的傲慢语气,蒋介石决 定把赶走史迪威作为执行美国政策的条件。后来他电报宋子文,命令其不要要求另外的美国援助,尽快回国。最终罗斯福让步,召回史迪威并把中缅印战区分成两部 分,中国区由倡导增加空军援助和物资的魏德迈负责。此后,中美之间的矛盾才逐渐缓解。
空战局势扭转,日方承认:1943年从敌我空战较量的过程来看,败局已定
美国第14航空队成立之后,中美空军的战力迅速提高,并扭转战局,掌握决定优势。对此,日本方的资料也承认,“……美在华空军兵力急剧增加,装备器 材十分优良,战斗机编队精悍,战术活跃战斗力不断增强,作战基地从云南向桂林、零陵、衡阳地区推进,从而对武汉、广东我等空军基地的攻击更具威胁。就中国 战区敌我双方的空中优势而言,1942年之前优势在我方,1943年从敌我较量的过程来看,败局已定,优势逐渐转向敌方……”
日方的的分析是比较客观的。可以对比两段时期,日方记载的战况:
“ (1942年)7月以来在华美国战机更为活跃7月1日,9架B - 25轰炸机向九江及汉口袭击。2日、3日均有3架B- 25轰炸机向汉口的海军攻击。3日另有5架B- 25轰炸机,4架P- 40战斗机向南昌机场攻击,6日有向自云机场袭击。9日又有2架P- 40战斗机袭击南昌机场。……攻击九江7月下旬敌机的攻击次数才逐渐减少。”
1944年12月8日一天之内从空中对日军的进攻,日本方面的资料是这样记述的:“(一)衡阳、常德附近,遭到了34架飞机的攻击,桂柳地区有14 架战机攻击地而部队遭到袭击;(二)南京地区13架战机两次攻击,日机被击落2架,另外各种飞机在地而击毁的有17架,8架击伤,共有27架飞机损失; (三)太原机场及兵工厂遭到8架战机攻击;(四)香港地区遭到20多架飞机的攻击,运输船舰和运输机各毁一”
参考资料:李玉贞《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空战》;王跃如《太平洋战争时期的中美空军合作》。
结语
在战争后期,中国空军掌握制空权,美国功不可没。1945年1月在华美军总人数是32956人,其中空军23960人,后来每月都有增加,到8月15日,战争结束时,在华美军总人数60369人,其中空军34726人。
2012/12/10
2012/12/07
《转载》戳破《1942》里的伪历史
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坊间已成热词。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伪史当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
2012-12-07 第95期电影《一九四二》海报
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详细]。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 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2月7日刚刚辞 任。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换言之,报导灾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
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譬如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
入陕豫灾民,陕省府设法救济 | 1942,12,1 |
豫省灾情志略 | 1942,12,1 |
[洛阳各界救灾工作竞赛展期至本月十日](要闻简报) | 1942,12,3 |
豫灾弃婴,捐款救济 | 1942,12,4 |
[傅作义捐款万元救济豫灾](要闻简报) | 1942,12,5 |
豫灾救济,洛阳各界热烈响应,米干主教来渝筹赈 | 1942,12,7 |
救济豫灾,政府拨一万万元,卫立煌等发起扩大募捐 | 1942,12,8 |
河南之灾,灾区来信痛陈饥荒 | 1942,12,10 |
灾民迁徙耕地荒芜,豫省当局规定代耕办法,并筹措平粜基金及粮食 | 1942,12,10 |
[灾荒严重民食困难,豫省府通令禁止酿酒](要闻简报) | 1942,12,11 |
救济豫灾,美援华会派员赴豫,主持发放该会赈款,陕省府拨款收容灾童 | 1942,12,13 |
豫灾民相率流亡,每日到洛阳达数千,过去四个月已配送十二万人 | 1942,12,14 |
救济豫灾,农行赶办第二批灾区款货,甘全省捐一日所得赈豫灾 | 1942,12,15 |
洛粮价上涨,赈灾款已募四十余万 | 1942,12,16 |
前线将士同情豫灾,X战区官兵节食助赈 | 1942,12,18 |
豫省募款救灾,年底可望达五千万元,鹿邑上蔡灾情益严重 | 1942,12,19 |
救济豫灾,鲁山县献粮薪,各省纷纷捐款 | 1942,12,20 |
[新疆垦业银行及山西省府均寄款救豫灾](要闻简报) | 1942,12,21 |
蒋介石轸念豫灾,令在陇海沿线设粥厂,豫建厅筹划明年春耕 | 1942,12,28 |
豫枪决污吏 | 1942,12,29 |
豫战区官兵赈灾,每月自动减食两餐,蒋介石特电嘉奖 | 1942,12,29 |
[陆军某师某团,绝食一日赈豫灾](要闻简报) | 1942,12,30 |
国际友人协赈豫灾 | 1942,12,31 |
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 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 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所谓国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政府从未有过限制。《大公 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政府。
《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
或许仅以重庆《新华日报》为例,对部分读者而言说服力还不够。毕竟这是一份共产党的报纸。但即便是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
洛阳喜雨,豫购陕粮救灾 | 1942,9,12 |
豫请振代表昨谒徐部长 | 1942,9,15 |
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 | 1942,9,30 |
视察豫灾(张继、张厉生奉派赴豫) | 1942,10,1 |
救济豫灾;豫枪决污吏 | 1942,10,2 |
宣慰豫灾民 | 1942,10,7 |
查勘豫灾 | 1942,10,8 |
查勘豫灾,张继等由洛出发 | 1942,10,25 |
豫灾民移垦 | 1942,10,29 |
宣慰豫灾,张继等返抵西安 | 1942,11,5 |
振济豫灾,中央将再拨款急振 | 1942,12,3 |
豫省积极救灾,筹平粜基金,向富户借粮 | 1942,12,10 |
振济豫省灾民 | 1942,12,28 |
豫省灾荒目睹记 | 1942,12,28 |
天寒岁末念灾黎 | 1942,12,28 |
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 民死亡案例,譬如“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 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 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 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大胆的向 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 有旱灾!’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的“那位河南主 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当 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事实恰恰和冯玉祥所言相反。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无人格长,无人 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
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据郭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 数水田外,一粒未收。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 未有之奇”。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全然不是事实。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 一直瞒报灾情。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 420万石)减为250万石”。详情可见上期专题。[详细]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报告有关。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 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蒋介石。杨一峰后 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后之 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
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 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 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 了谎。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年代时杜撰 的。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 政府的救灾工作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 生在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
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
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 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 房。……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详细] 。但事实并非如此。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
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 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 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 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调查方面的主要 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 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 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 借了后方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 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 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 “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远早于白修德的报道。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 并不可信。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同时,3月份也是政府救灾工作最艰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 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个方面都控 制在日军手里。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 的灾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灾,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准确得多
谢伟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据谢氏记载:“粮食现在也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 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吨。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 粮食。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吨粮食。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几乎所有桥梁都被破坏了。需要 走临时修筑的弯道。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义和智慧。”如果谢氏调查到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铁路, 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 月只能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最终饿死人数众多的主要原因。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更不难发 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其实只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样是重灾区——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达的一份文 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记载:“目前五、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 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时代》刊文的时间。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抗日根据尚且 “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自不难想象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交通不畅的河南国统区会是何等情状。
蒋介石让前线部队撤退,想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
电影里有蒋介石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学者们中也有人撰文说:“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 质。……日占区不仅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压力。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 积极救助;第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 [详细] 这些说法,与史实相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说政府“没有积极救助”,何谓“积极”?若以“效果显著”来定义“积极”,那么政府很显然没有做到;若以“尽力”为“积极”,则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 并不多。至于基层政权空洞化、腐败化,无法将救灾措施落到实处,则实在是国民政府贯穿整个大陆时期的痼疾。但若说政府“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 占领区”,则纯属诛心之诬蔑。政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会沿着灾民逃往陕西的路线设置那么多的救济站。更何况,河南省政府当年还专门出台过规定,命令各县严 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2)各县应督率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 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政府非但不曾“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更不曾有过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想法。
1943年蒋介石确实从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但目的是为防止该部队起义倒向中共
不过有意思的是,1943年,蒋介石还确实曾经从河南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即赵寿山的第38军。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想要放弃河南,直到1944年 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在河南的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后移。赵寿山的38军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之所以被从前线撤回,原因不是灾荒,而是 蒋介石和汤恩伯均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共产党同化控制,放在前线随时可能举旗易帜,故先将其从前线调回巩县“集训”,实质上是将其置于国军的控制之下,稍后又 将亲中共的军长赵寿山调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据该书称,该部 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曾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 酝酿和准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 赵寿山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党员调到关键岗位。夏,又将教导队 和干训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对付突然事变。”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毛泽东指出:部队要做 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 国民党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方面早有知晓,故而才会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与灾荒则毫无关系。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冈村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刘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 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不是。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不是。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一九四 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 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当然,日本发军粮 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
《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刘氏 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 陷了。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属胡说八道。1943 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没有 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
回到冈村宁次。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 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至于日军在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 未查阅到任何史料。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 ——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 毁日军粮库多处。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山西通志》)
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19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 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 两省协商。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这虽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灾民。”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 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田氏的救灾举措仅限 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出去,田氏别无他法。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 领区,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 刑汉三回忆,此人“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 工作开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 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 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其他逃往更广阔的东部沦陷 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 去》的报道。
结语
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市面上可见的报道里,还有太多太多的伪历史。譬如说汤恩伯不救灾,兵败时库存还有100万袋面粉。稍微用脑子 想想,也知道这种证据站不住脚——汤氏兵败是在1944年4月,灾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汤氏40万部队,在灾荒已过的1944年库存半年军粮,与 救不救灾哪里有半毛钱关系?再如媒体报道里常见到一个细节,说为白修德往纽约发稿的那个电报员被蒋介石杀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忆录原 文,可以看到那里分明写着“我猜想……”,其实连白修德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正直的电报员。
广告语真的很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只是,在伪历史里“温故”,最后“知”的,会是什么“新”呢?
http://view.news.qq.com/zt2012/1943wls/index.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2012/12/03
2012/12/02
《转载》中国人多少钱都不幸福
在这个不能谈定的社会里,每每谈到生活就是房子、车子、票子,虽然钱虽然不是万能,当上了富豪也不等于能获得快乐,不过,“有钱”总可以或多或少满足 个人需要。据说在中国,香港年薪得120万才能幸福,而北京却只需10万就可以拥有幸福感?那么你觉得,人们得需要拥有多少钱才可以拥有幸福呢?
钱是人的胆 有胆你就幸福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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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lady.qq.com/zt/2012/daoyan/daoyan10.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转载》中国人多少钱都不幸福
《转载》大时代的悲哀 中国人多少钱都不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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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2
单眼皮?双眼皮?
《转载》古代仕女为什么都是单眼皮?唐以后双眼皮增多?
[导读]经常翻阅画册,不期然地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历代仕女图所画的美女,全都是单眼皮,双眼皮的一个也没看到。
唐·《簪花仕女图》(局部)
经常翻阅画册,不期然地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历代仕女图所画的美女,全都是单眼皮,双眼皮的一个也没看到。
这是为什么?我开始思索。单眼皮是蒙古人种的特征之一,其起因是由于上眼睑的上方脂肪较多,形成一道褶襞,将上眼睑盖住。这样看来,古代的汉人是”纯系”的蒙古人种啰?
但 所谓“古代”,要看古到什么时候。秦、汉以前,汉族的血统或许较纯,这从出土的秦俑可以得到证明。秦俑脸宽、鼻扁,而且都有一双单眼皮的凤眼,正是典型的 蒙古人种。但是到了晋室东渡之后,汉族的遗传结构就不可能再像秦、汉时那么”纯粹”。公元四至六世纪(魏晋南北朝),北方的游牧民族南侵(五胡乱华),结 果入侵的异族大多被汉族同化,南下避难的汉族又同化了若干南方土著民族。灿烂的大唐文明,就是这次民族大融合的结果。
根据族群遗传学,如无重大外力干扰,在有限的时间内,族群的基因组成维持恒定。对汉族来说,魏晋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正是”重大外力干扰”。”干扰”的结果,汉族的遗传结构不可能不发生变化。
民族大融合
这 种变化可以从唐代壁画及唐代雕塑看出端倪。壁画和雕塑中都出现了凸鼻凹目的胡人,而且为数相当多。双眼皮也出现了,但似乎未见出现在汉人脸上。双眼皮仍未 大量出现,可能和这些壁画及雕塑全都存在于北方有关。当时北方还是中国的文化中心,而被北方汉族同化的匈奴、鲜卑等游牧民族,应该都是相当”纯粹”的蒙古 人种。尽管北方汉族的遗传结构变了,但就眼皮来说,蒙古人种特征之一的单眼皮,似乎并未受到多少影响。传世唐代仕女图中的美女,人人都有一双细长的凤眼和 单眼皮。这应是反映了当时体质人类学实况,而非仅仅出于审美的考虑。
类似魏晋南北朝的 民族大融合,宋代再次发生。从南宋起,中国的文化中心迁移到长江流域。汉族的向南拓展,使得许多东南亚系统的民族融入汉族。同时,入侵北方的辽(契丹)、 金(满)等异族被汉族同化。大约从元朝起,南方土著大多皆已汉化,北方汉族已不再大量添加新血,南北各地汉族的遗传结构基本已经定型。
从 民族学的角度看,与其将汉族视为一个民族,不如视为一个文化共同体。北京中国大百科出版社的一位维吾尔族朋友曾和我谈过这个问题,他说:”什么是汉族?从来没人说清楚。在我看来,就是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以外的乱七八糟的一大群。”他的说法虽然戏谑了一些,但也并非全无道理。汉族以共同的表意文字、儒家思想 及”天下”观念为凝聚力,将不同方言甚至血缘的族群牢固地凝聚在一起,而成为一个超大民族。在人类的历史上,类似的例子十分罕见。
肖像画的讯息
宋 代绘画重视写实,题材多样,不避世俗。从宋代的人物画中,应可窥见宋人的体质及形貌。大约从元朝起,文人画家取代了职业画家,成为画坛主流。文人画重视一 己心灵感受,不重视所描绘对象是否形似。当文人画横扫画坛的时候,只有肖像画和民间庙墙画未曾受到影响。虽然肖像画家每每被视为画匠,但上自朝廷、下至民 间,都需要肖像画家为人写真、传神。从历代传世肖像画中,可以看出许多有趣的讯息。
笔者曾随手翻阅手边的画册,发现在历代帝后中,宋太祖(赵匡胤)是单眼皮,其弟宋太宗(赵光义)却是双眼皮;元世祖(忽必烈)是单眼皮,其皇后(彻伯尔)却是双眼皮;明太祖、马皇后、明成祖是单眼皮,明宣宗却是双眼皮;清圣祖(康熙)、清世宗(雍正)是单眼皮,清高宗(乾隆)和他的贵妃慧贤却是双眼皮……。在历代画家中,宋徽宗、倪瓒(云林)、恽寿平(南田)、金农(冬心)是单眼皮,沈周(石田)、徐渭(文长)、曾鲸(波臣)、陈洪绶(老莲)、王时敏(烟客)是双眼皮……。
如 果查阅更多的古人画像,相信可以得出南、北的单、双眼皮比例。要是和现今的比例相比较,或许可以得出一些有趣的讯息。以台湾来说,台湾人的遗传结构显然变 了。1949年东渡的150万军民,不但为台湾带来了新的文化,也改变了台湾人基因组成。这一历史变局,为族群遗传学和人类学、社会学提供了绝佳的研究材 料。
南方民族的融入
唐 代以后的双眼皮增多,可能和西域胡人(属高加索人种)的混入和南方开发有关。唐代大批西域胡人来到中国,不可能不和汉人通婚。另一方面,南方的土著虽属蒙 古人种,但混有地中海人(属高加索人种)、矮黑人的血统。过去他们分布至华南(甚至华中),随着汉族向南拓展,有的被同化了,有的向南逃迁。从中南半岛 人、马来西亚人及中国南方少数民放身上,应可看出华南原住民的原始形貌。
从秦俑清一色的单眼皮,到偶而出现双眼皮的唐代壁画和雕塑,到宋代以后肖像画的双眼皮增多,这些事实告诉我们:随着民族融合,汉族的遗传结构已一变再变,早就和以黄河流域为中心时不一样了。
传统审美观的没落
尽 管肖像画中的男女人物有单眼皮也有双眼皮,但历代仕女图中的美女,却无所例外地都是单眼皮。这为什么?道理很简单:为人画像,必须忠于事实,但绘制仕女图 却无此限制,只要依照约定成俗的审美观,就可以画出自己心目中的美人。历代的审美观并非一成不变,如唐人崇尚秾艳丰肥,明、清崇尚纤弱轻柔,但唯一不变的 是:对细长凤眼和单眼皮的偏好。在绘画中,从现存最古的一幅人物画──东晋顾恺之的〈女史箴图〉起,一直到清末民初,甚至到抗战以前,对单眼皮和细长凤眼的偏好从来没有变过。
仕 女图中千篇一律的单眼皮,在晋朝和唐朝可能出于写实。当举目所见,无论男女无不是单眼皮时,形诸丹青自然不可能出现双眼皮,这就像西方画家不会将西方人画 成单眼皮的道理是一样的。然而,宋朝以后,将美人画成单眼皮却成为一种程序。程序的形成,或出于陈陈相因,或出于长期以北方为文化中心所形成的审美观的制 约。总之,在中国人的审美观未被西方的审美观凌越之前,中国人对于美人的认定是有自己的标准的。
这 种中国人的自家标准,大约在抗战前后被彻底摧毁。我曾到中正艺廊参观”百年版画海报精品展”,从展出的”月份牌画”中,大致可以看出中西易势的过程。月份 牌画肇始于二十世纪初的上海,是一种参用西画技法的仕女图广告画。早期月份牌画所画的美女,体态较为纤弱,眼型以细长凤眼、单眼皮居多。到了后期,体态普 遍较为健美,眼型则以双眼皮、大眼睛居多。转变的轨迹清晰可寻。
(原刊台湾《科学月刊》1997年6月号、)张之杰
2012/11/21
《转载》上海 45 年沉降 29cm
《转载》沪45年沉降29cm 大规模高强度建设沉降更明显
我们脚下的地面以什么样的速度在沉降?数据显示,1966年至2011年的45年间,上海地面 累计沉降量约为0.29米。对此,上海拟通过地方立法防治地面沉降,昨天,《上海市地面沉降防治管理条例(草案)》提交市人大常委会第37次会议审议,草 案首次就地面沉降防治的管理体制、规划、危险性评估及地下水的开采和回灌等作出规定,包括明确轨交、高铁和高架等重大市政工程设施必须与全市地面沉降监测 网定期联测并报送日常运营监测数据。
沉降不均匀现象突出
“地 面沉降是上海最主要的地质灾害。”市人大城建环保委主任委员甘忠泽昨天介绍,从上世纪60年代起,上海开展了有针对性的防治沉降工作,经过长期努力,地面 沉降得到了有效控制, 1966年至2011年的45年间,上海累计沉降量约为0.29米,年平均沉降量保持了逐年减少趋势。
然 而,甘忠泽也指出,从近年来的检测情况看,上海市地面沉降速率总体上虽然有所减缓,但沉降不均匀现象较为突出,“区域地下水开采和大规模的深基坑施工排水 活动成为地面沉降两大突出因素”,业内人士也指出,随着大规模、高强度市政工程的建设,特别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进一步向深层发展,差异沉降现象将更明显。
已建起全市沉降监测网络
规 土局局长冯经明昨天表示,上世纪60年代初,经综合调查、勘探研究和专家论证确定,过量抽取地下水是引起上海地面沉降的主要原因。为此,上海明确了地下水 开采与回灌计划控制、取水许可、人工回灌等一系列措施。目前上海已建立起覆盖全市的地面沉降监测网络,地面沉降监测设施和防治设施达1000多处。
现在,上海年地下水开采与回灌在总量上实现动态平衡;但随着城市高速发展,高层、超高层建筑不断兴建,轨交逐渐四通八达,由此发生的大规模深基坑降排水活动多年来已成为影响城市地面沉降的主要因素之一。
“十 一五”期间上海累计地面沉降量大于50毫米的范围达162平方公里,中心城及近郊区形成了若干个地面沉降次中心,出现了平均累计沉降量普遍大于0.6米、 最大累计沉降量近3米的洼地,部分地区地面低于黄浦江外滩平均高潮位。在虹桥、三林、张江等地区的局部,甚至出现年均沉降量超过30毫米的沉降中心。专家 指出,随着大规模、高强度市政工程的建设,特别是地下空间开发利用进一步向深层发展,差异沉降现象将更为明显,对轨交、高架桥梁等工程的安全运营必将造成 持久影响。
重大市政工程需上报数据
“历 史上,过量抽取地下水和建筑工程深基坑降排水作业是影响上海地面沉降的主要因素。”冯经明透露,此次提交一审的《条例(草案)》中,针对这两大突出问题做 了明确规定,强化了地下水开采总量控制和回灌相结合的制度,明确了深基坑施工设计的地面沉降防治措施。并对地面沉降防治的管理职责分工、规划编制与落实、 监测设施和防治设施的建设与管理等作出了相应规定。
此外,《条例(草案)》还明确上海重大市政工程设施沉降监测网需定期与全市地面沉降监测网联测,同时明确设施运营管理单位应将日常监测数据定期报送规土部门,以便管理部门掌握有关数据信息,采取更好的防治措施。
违规者将予以处罚
新的草案还明确规定,将上海地面沉降易发区内7米以上的深基坑工程纳入地面沉降危险性评估的范围,并在该项目建设前期的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对于基坑深度为15米以上的深基坑工程,则必须按规定委托评估单位进行危险性评估,形成特定的评估报告。
草案还对一系列违反采灌地下水和违法施工、损坏沉降监测设施的行为设置了较为严格的处罚条款。
“如果能按立法的规定严格落实好地下水回灌等措施,今后上海防沉降的前途还是光明的。”上海市地质调查研究院院长魏子新昨天说。
【条例规定】
●拒绝承担地下水回灌义务或未完成规定回灌量的,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
● 采灌井损坏未委托资质单位实施封井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经催告后仍不改正,其后果已经或将造成地下水污染的,按行政强制法有关规定,组织代为履行,所需费用由违法行为人承担。
● 建设单位未按照规定施工的,责令限期改正,处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罚款;未按规定进行排水量计量的,责令限期改正,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 实施影响地面沉降监测设施的行为或者擅自拆除监测设施的,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限期恢复原状或采取补救措施,处5万元以下罚款。未按规定汇交监测资料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转载》侍从印证蒋介石日记与事实
《转载》31位侍从印证:蒋介石日记与事实存在某些出入
[导读]随着蒋介石日记等文献资料的解密,“蒋介石研究”已成为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门显学,这也为如何再评介蒋介石这位政治人物提供了可能。
1956年7月29日,蒋中正夫妇在角板山,夫人宋美龄亲自烹调。
1968年9月7日,蒋夫人宋美龄在士林官邸举办户外烤肉餐会,宴请侍卫人员及家属,蒋中正(右一)亲临致意。照片中央穿西装打领带的青少年,为郝柏村侍卫长的长子郝龙斌。
蒋中正带领孙子孝武、孝勇及宋伯熊、宋仲虎在阳明山后山公园遛狗。
随着蒋介石日记等文献资料的解密,“蒋介石研究”已成为目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一门显学,这也为如何再评介蒋介石这位政治人物提供了可能。日前,由台湾“中央研究院”近史所用时一年多完成的蒋介石近身侍从人员口述记录正式出版,《蒋中正总统侍从人员访问纪录》收入31位侍从的个人口述历史。“中研院”近史所口述历史组编审沈怀玉昨天对早报记者表示,近史所自成立口述历史组以来,持续在做民国历史人物的口述整理。“中研究”近史所所长黄克武认为,“这些口述材料,与蒋公的日记、档案史料等相印证,可提供历史书写参考,也让我们有个全新的角度来解读中华民国历史上的人物与事迹。”
不同角色对蒋介石的观察
日前正式出版的《蒋中正总统侍从人员访问纪录》共上下两册,1200多页,通过31位侍从人员的口述,回顾他们从大陆至台湾,追随蒋介石左右的所见所闻、生活点滴。这些口述内容,提供不少鲜为人知的讯息,不仅是十分珍贵的史料,还可作为历史书写之佐证,也深具可读性。
书中受访者包括侍卫长郝柏村,机要秘书王正谊、蒋孝肃,中文秘书楚崧秋,英文秘书钱复,海军武官汪希苓,医疗小组医生姜必宁,侍卫官钱义芳、应舜仁,还有座车侍卫官郑敦浦、朱长泰、郭斌伟等人。
去 年,国立中正纪念堂管理处委托黄克武主持蒋介石“侍从相关人员访问计划”,并统整几年前由陈立文、陈进金教授所负责的一些口述访问史料。沈怀玉说,由于本 所已出版侍从医官熊丸、秘书楚崧秋等的访问纪录,以及散见各专题丛书的侍从相关人员的单篇访问,也有“蒋介石研究群”来从事相关的历史研究,所以由近史所 做这个项目最合适。据她介绍,黄克武率领6位研究人员及7位文字编辑,历时超过一年完成访谈。访谈对象包括侍卫长、秘书、武官、医疗小组、座车侍卫官,甚 至还访问他的厨师和摄影师,是历年涵盖性最广的口述历史。
据黄克武介绍,“经过近史所 团队一年多的努力,不仅搜集了相关照片、资料,提供中正纪念堂举办史料特展,同时本所也完成出版这部将近60万字的访问纪录。这部书虽以31位个人之生命 史为中心,但主题都与蒋先生有关,他们所谈的话题涉及公领域与私领域方面,比如蒋先生与美国的外交角力、“防守金马”、“国光计划”、发展潜舰、重用人 才、对台湾的政经建设,乃至生活作息、饮食、嗜好、休闲活动、信仰,晚年卧病的种种,以及他与孔、宋家族的互动等等。其中所揭露的是蒋先生身边不同角色对 他的近身观察,告诉我们许多以往鲜为人知的点点滴滴。”
收入蒋介石夫妇烹饪照片
近年来,由于蒋介石日记及相关档案的公开,不论是两岸民间还是史学界,对蒋的研究、评价都有所转变。
黄 克武说:“蒋先生不仅是位影响深远、也是正反评价兼具的政治人物。如何客观、公正地看待这位左右民国政局的关键人物,有赖多元史料之佐证。我们尤其不能忽 略在他身边维护安全的侍、警卫人员,负责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的副官,分任机要、中文、英文的秘书,武官,以及照顾健康的医生等。这些侍从人员如何看待蒋先生 是大家所密切关注的。”黄克武表示,蒋的侍卫人员都是万中选一,“蒋先生固然有其独特魅力和特质,但他的事功如果没有这群最优秀的团队支撑,断不可能完 成。”黄克武说,“蒋家人应向这群侍卫致谢。”
《蒋中正总统侍从人员访问纪录》从最基 层观点揭开强人神秘面纱,连蒋介石伉俪亲自动手炒饭的照片都收录在内。沈怀玉说,从侍卫口述里也记录了很多蒋介石的日常生活,比如他晚年喜欢狗。研究团队 在访谈过程中征集到不少侍从的个人日记,从未发表过,有套日记写了六十多年。黄克武介绍,蒋当年会定期赠送他们日记本,利用这次机会,不少侍卫人员已捐赠 其日记影本成为近史所档案馆的珍藏文本。沈怀玉昨天告诉早报记者,一年多时间做了31名侍从的口述,收集了大量与蒋介石相关的物品,征集许多散遗在民间的 资料,包括七八百张过去比较少见的珍贵照片,还有戒严时期的通行证、情报人员工作身份证,还有蒋介石赠送给侍从的礼物,这些物品照片曾在台湾中正纪念堂展 出,此次全都收入在本书中。
侍从个人小历史记录大历史
从 蒋介石最贴身的侍从那里可以知道多少关于蒋介石的个人历史和整个中国近代史?黄克武说:“我们觉得历史应有更广的层面,也要有庶民百姓和底层社会的看 法。”黄克武表示,很多侍卫人员从来都没有跟蒋中正讲过话,都只是“听见”,听他按铃、叫他们做什么事情,几乎24小时照应他的生活,比家人更亲近。
“在 访问过程中,让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这些蒋先生身边的侍从人员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特质,即他们是一群忠于领袖、忠于自身理想的热血好汉。虽多半受访者接受访 问时已年迈,然从他们的谈话中仍透露出一种正气凛然之气节。这是最让人感动的,我相信他们以生命所谱成的故事将与中国历史上许多英雄豪杰的故事一样,会永垂不朽。”
据沈怀玉介绍,31名侍从,有部分是1949年从大陆带过去的,跟着蒋介 石从重庆、南京、溪口一路跟到了台湾,有些人受蒋介石影响,也有写日记的习惯,“他们个人经历是小历史,但放在大历史中,也是对近代史的一个记录。” 黄克武强调,“我们是从侍卫眼中、从他们与蒋中正的人生交叉线,编织重现大时代的故事。”
这 些年,对蒋介石的日记和其他档案有一个研究热,沈怀玉认为,“侍从的口述从某个方面印证了蒋介石日记中某些部分的真实性,以及有些部分的出入。让我最感兴 趣的是,口述中哪些部分是蒋介石在日记中不愿提起的,比如,‘中华民国’席位在联合国被赶出去,他的侍卫就回忆了他接到电话后的样子,非常沮丧,这是他不 会记录到日记里去的。侍卫也口述了蒋介石摔电话的场景。
2012/11/20
《转载》抗战期间的中国教育
《转载》抗战期间的中国教育奇迹
以常理论,抗战期间山河残破,民生凋敝,教育事业出现倒退,也在情理之中。但事实却相反,恰恰在这段最艰难的时期,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惊人的大发展、大飞跃。
这种发展,究竟有多大,又是怎么做到的?
2012-11-12 第84期抗战时期教育支出仅次于军费
抗战八年教育大发展
抗战八年,中国教育事业竟于战火纷飞中得大发展。仅以高等教育为例,大学数量由战前的108所增至1945年的141所;在校师生数量增加了48%,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倍。
抗战爆发后,最主流的舆论意见是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
自1937年日军全面侵华,东南沿海教育发达地区首当其冲,相继沦陷,中国教育事业损失巨大。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战前全国 专科以上学校共计108所,战争爆发后,77所被迫内迁后方,另有17所被迫停办;原有公立中学,多数设在沿海地区,战争爆发后大多停办,青年失学者极 多;影响最大者莫过于初等教育,学生年龄过小,学校无法内迁,只得随国土一并沦陷,其所受日军奴化教育也最深。
民族面临生死存亡,如何处理教育和抗战之间的关系,成了摆在国民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教育界内部也围绕着如何制定新的“战时教育方针”,而展开了论 战。最主流的意见,是认为教育应该完全服务于抗战。不但学科要调整,变为以军事课为主,如“化学师生可从事军用品制造”;教育对象也要调整,须“以民众为 对象”,“高中以上学校与战事无关者,应予以改组或即停办”。这种意见,在师生内部也相当普遍。南京失守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校组成的“长沙临时大学” 准备再度南迁至昆明,决定甫一颁布,即在校内师生间引起激烈辩论,许多批评者认为:在国家急需调动三湘民众起来抗日的时刻,学校内迁至昆明,有损道义。学 生自治会甚至派出了自己的代表前往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反对内迁,要求参加抗战。但也有部分教育界人士对上述意见持反对态度。如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俊升 认为教育是百年大计,只可因战争做若干临时调整,而不能全盘改弦更张。最具代表性的,则莫过于胡适向蒋介石的进言:“国防教育不是非常时期的教育,是常态 教育”。但这类意见,在当日并不占主流。
最能体现当日教育方针意见分歧的,可推张治中和陈诚在“长沙临时大学”的两场演讲。张治中时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其演讲劈头就骂:“际兹国难当头,你 们这批青年,不上前线作战服务,躲在这里干么?”陈诚时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其演讲高度赞成学校内迁,将学生誉为国宝,鼓励他们于国家危难之际努力完 成学业,因为十年之后,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
蒋介石等人力排众议,认为国防教育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教育部为这场论战做出的最终“裁决”是“战时需作平时看”,虽有各种暂时措施,“但仍以维持正常教育为主旨”。换 言之,也就是否定了张治中等人的教育完全服务于抗战的意见。教育部如此决策的理由有二:其一,“抗战既属长期,各方面人材直接间接均为战时所需要。我国大 学本不发达,每一万国民中仅有大学生一人,与英美教育发达国家相差甚远。为自力更生抗战建国计,原有教育必得维持,否则后果将更不堪”;其二,“以我国人 口之众,尚无立即征调此类大学生之必要”。
在当时的舆论环境下,教育部如此决策,与国民政府最高领导层的认知关系极大。陈诚的意见已如前述;1938年3月上任的教育部部长陈立夫也认为“国 防之内涵,并不限于狭义之军事教育,各级学校之课程……纵在战时,其可伸缩者亦至有限,断不能任意废弃,致使国力根本动摇,将来国家有无人可用之危险。” 陈立夫的意见,与蒋介石高度一致。在蒋氏看来,战时教育不仅仅需要满足抗战救国,更需要满足战后建设——1939年3月,蒋氏在重庆召开的第三次全国教育 会议上说道:“我们切不可忘记战时应作平时看,切勿为应急之故而丢弃了基本。我们这一战,一方面是争取民族生存,一方面就要于此时期中改造我们的民族,复 兴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们教育上的着眼点,不仅在战时,还应该看到战后。”
初等教育:以乡镇地方财政50%为主要经费来源;抗战结束时后方入学率维持在50%以上
因为年龄问题,初等教育,也就是初小、高小教育问题,没有被“战时教育方针论战”所波及。自抗战爆发到1940年,初等教育的工作重点,主要是义务 教育的普及。1940年,初等教育又增加了另一个工作重点:对成年失学民众的补习教育。自此,“每乡镇设中心小学,每保设国民学校,均包括儿童、成人、妇 女三部分,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初等教育属于地方自办事业,中央政府每年有专门的补助费,但主要经费来源仍以地方自筹为主。为保证教育质量和 适龄儿童入学率,1940年,教育部颁布规定,指定乡镇地方财政中至少50%须用作初等教育经费;稍后,又由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出台规定,将初等教育 经费列为“特种基金”纳入预算,严禁地方政府挪作他用。
至1945年,四川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0%;其他大后方省份,云南43%、西康57%、陕西58%……总体保持在50%以上。1936年,大后方10省市在校小学生为300余万人,至1943年,已增至676万余人。
中等教育:1936年在校学生48万,抗战结束时增至126万
1936年之前,中等教育素由地方省市教育厅办理,中央并不直接负责。抗战爆发后,为安置从沦陷区流亡到后方的中学生就学,国民政府开始创办国立中 学,至1944年,共设立国力中学34所,国立大学附属中学16所,国立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14所,遍及后方12个省区。国立中学的主要职责,是收容来自 沦陷区的中学生就学;以及吸收来自沦陷区的骨干教师,解决其生存问题并保证教育质量。
在沦陷区,国民政府的主要措施是设置“教育指导区”。1938年,沦陷区9省4市曾设置50个“教育指导区”,派遣大批教育干部赴沦陷区从事公开或 秘密的教育活动。随着战争的推进,“教育指导区”不断增加至18省6市102个之多。“指导区”的主要工作,是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仍忠于国家的中小学教 师,借以消灭奴化教育。1940年,国民政府还特别通过《津贴沦陷区中小学教师办法》,对沦陷区内暗中为国家服务的中小学教师给予津贴补助。接受津贴的教 师须宣誓效忠国家,其誓词如下:“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矢志尽忠国家,遵守政府法令,拥护抗战国策,绝对排除奴化教育,不作教育界败类,遗羞子孙。如违誓 词,愿受政府最严厉的处分。”同时,教育部还特别制订了沦陷区中学毕业生升入大后方大学就学的规定。1936年在校中学生为48万余人,正因为当局的努 力,至抗战结束,在校中学生数量不降反增至120余万。具体增长数据如下图:
▲1936~1945学年度全国中学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学年度 | 学校数 | 班级数 | 在校生数 | 毕业生数 |
1936 | 1956 | 11393 | 482522 | 76864 |
1937 | 1240 | 6919 | 309563 | 48264 |
1938 | 1246 | 8472 | 389009 | 52532 |
1939 | 1652 | 10024 | 524395 | 64285 |
1940 | 1900 | 13063 | 642688 | 83978 |
1941 | 2060 | 14392 | 703756 | 126673 |
1942 | 2373 | 17575 | 831716 | 179111 |
1943 | 2573 | 19229 | 902163 | 202209 |
1944 | 2759 | 20122 | 929297 | 212783 |
1945 | 3727 | 28352 | 1262199 | 255688 |
高等教育:1936年在校学生4万余人,抗战结束时增至8万余人
1936年之前,中国的高等学府大部分集中在东南沿海地区的大城市,其学费普遍“年须数百元”,非家境富裕者,一般无力入学。1927年,教育界人 士周谷城即指责过中国的高等教育“以富人为中心,以权贵为中心”。抗战爆发后,学费问题转由国民政府出面解决,不但保证了来自沦陷区的大学生可以继续求 学,而且打破了中国高等教育旧有的贵族化倾向。
解决大学生学费问题的同时,国民政府还竭力解决私立大学的运营经费问题。较典型者如厦门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全系中央政府大量拨款补助,才 得以继续运转。此外尚有大批省立大学因资金紧张而申请改为国立获批,而得以继续维持。因为当局的种种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校学生数,在抗战期间也不降反 升,由1936年的4万余人,增至1945年的8万余人。具体数据如下表:
▲1936~1946学年度大学专科以上教育发展概况统计表(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
学年度 | 院校数 | 教员数 | 学生数 | 毕业生数 |
1936 | 108 | 7560 | 41922 | 9154 |
1937 | 91 | 5657 | 31188 | 5137 |
1938 | 97 | 6079 | 36180 | 5085 |
1939 | 101 | 6514 | 44422 | 5622 |
1940 | 113 | 7598 | 52376 | 7710 |
1941 | 129 | 8666 | 59454 | 8035 |
1942 | 132 | 9421 | 64097 | 9056 |
1943 | 133 | 10536 | 73669 | 10514 |
1944 | 145 | 11201 | 78909 | 12078 |
1945 | 141 | 11183 | 83498 | 255688 |
1946 | 185 | 16317 | 129326 | 20185 |
高校研究所:从1936年的22所75人,增至1944年的49所422人
战前,各大学的研究所, 大多由各大学自动发展成立,1936年共计有研究所22个,仅招有研究生75人。抗战爆发后,大学大量内迁,多数研究工作中断。1939年,教育部认为 “抗战建国正在迈进之际,学术研究需要尤大”,开始从政策、经费上扶持各大学成立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到1944年,大学研究所已增至49所,研究生增至 422人。研究所的运转经费、设备经费、研究生的学费等各项费用,基本上全由中央政府负担。
绝大多数大、中学生享受政府免费教育、免费伙食及一定的医疗保障
将战时教育如平常时期那般维持的最大困难,是大部分离乡背井的大、中学生都丧失了经济来源,政府不但要负担起对他们“教”的责任,还必须承担对他们 “养”的义务。1938年,国民政府开始实施“贷金制度”,规定家在战区的专科以上学生,可向政府申请“贷金”,毕业后三年内再向政府无息偿还。但抗战既 系持久,学生毕业后并无正常就业环境,加之自1940年以来国内通胀日趋严重,“贷金制”在1943年被“公费制”取代。其发放范围也大大扩大,连家住重 庆有经济来源的大学生也可以享受公费待遇,私立学校入复旦学的学生,同样也可以享受政府的“公费”。高等教育当中,每年获得国民政府的“贷金”和“公费” 者达5-7万人,约占了全部学生的80%以上。这些“贷金”和“公费”不但包括学费、生活费,还包括一定程度的医疗保障,故学生看病相当便宜。譬如:中央 大学政治系学生唐飞霄1946年1月7日的日记写道:“今去卫生室治牙,可笑挂号金仅一元,药费亦寥寥五元”——当时从重庆往湖南寄一封平信的邮资是20 元。
“贷金制”和“公费制”不仅仅面向高等教育,同样也惠及中等教育。按教育部规定,国立中学招收的学生,不仅免除学费,而且免费提供伙食、制服和书籍。
40年后物价飞涨,大、中学校师生生活艰难,但有政府特殊补助,比其他公务员好很多
教师方面,1940年以前,后方大学教授平均每月可获得200余元左右的工资,收入虽不如战前,但较之大城市,后方物价低廉,其实际购买力较之战前 并无多大下降,某些教授甚至把课堂搬到了餐馆里。学生方面,毕业于复旦大学的罗文锦,1940年以前“每月可领贷金法币八元,以六元缴纳学校伙食,剩下二 元做零用”。当时,八块钱的购买力是相当高的,西南联大“学生的伙食费1938年每月7元,还可以吃到肉和鸡蛋”。
1940年,因日军的封锁,大后方物价暴涨。教育部及时制定《战时救济大中学生膳食暂时办法》。该办法要求财政部于每年的一、七两月向学生预发半年 的救济费和生活费,由各校支配,其目的,是使各校可以在春季一、二月间和秋季七、八月间尽量购买粮食储存,以备青黄不接时的粮价高涨。该办法实施三年后, 又做了一次大的修订,负责救济大中学生膳食的部门,由财政部变换为了粮食部。如此修订的原因在于:各地粮价不同,荒歉地甚至无粮可购以及粮价持续上涨等因 素,使得财政部的统一拨款无法做到因地制宜,故改由粮食部向师生员工“免费发给公粮”。此一时期,大、中等学校师生的生活水准虽然大幅度下降,但薪水之 外,尚有政府补助的“平价食粮代金”,较之其他公务员(如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党部的工作人员),已算比较好的了——1942年,《中央日报》社论明言:靠薪 水收入维生者,早已靠典卖度日,生活苦不堪言。
结语
陈立夫说,抗战八年期间,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巨大,“这一笔庞大费用在国家财务支出上仅次于军费”,确非虚言。也唯其如此,才得以在战火纷飞中造就中国教育的一次大飞跃、大发展。
2012/11/19
《转载》中国历代变法真本质
《转载》中国历代变法真本质
中国历代变法,基本上是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为中心的财政变法。换句话说,这些变法几乎无一例外,是奔着为国家捞钱去的,至于民生疾苦,则极少出现在变法内容之中;即使出现,也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幌子罢了。
商鞅变法:国家要想强盛,必须让百姓始终保持贫困
在中国的“伟大改革家”序列里,商鞅及与他同时代的李悝、吴起等人,是祖师级的人物,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人物。但实际 上,其人不过是一个冷血的“国家主义”打手,是一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过的恐怖幽灵。商鞅的变法理念有三:1、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国家才会强 盛;2、人人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国家才会强盛;3、必须“弱民”、“愚民”,国家才能强盛。这三条,无论是放在今天,还是放在2000年前,都是历史的反 动。
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三:1、按军功受爵;2、强制百姓互相告密,有“奸”不告者腰斩;3、百姓只许务农,从事其他职业者,以及懒惰而致贫困者,全家没收为奴。这三大内容,正对应着商鞅的上述三大变法理念。
具体说来,1、商鞅认为,“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无论国家有钱还是没 钱,都必须时刻处于战争状态,如此才能强盛,才会不被“六虱”侵害。“六虱”是什么呢?是“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2、为什 么必须人人告密国家才会强盛?《商君书·开塞》里有解释:让老百姓只敢做国家让他们做的事,国家才会大治。3、《史记》里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 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似乎效果很好,但实际情况是:老百姓所受的盘剥比重非常之大,始终在生存线上下挣扎,因为商鞅认为:“民弱国强,国 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按商鞅的逻辑: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动力;富有之后,就会“淫”(商鞅所谓的“淫”,指的是求智欲);“淫”了之后,国 家就会有“虱”,就不能强盛。所以,国家必须想办法在百姓富裕后“合理”拿走他们的财富,让他们再度陷入贫穷。如此,才会重新激发百姓的求富动力,他们为 生存疲于奔命,没有精力求智,国家也不再有“虱”了。这种让国家富有而让老百姓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可以使国家双倍强盛。(原文见《商君书·弱民》)
汉武帝改革:想尽办法疯狂掠夺百姓财富
“汉武大帝”在公元前119年的改革,开启了一场疯狂掠夺百姓财富的盛宴。这场盛宴有三道大菜。第一道,是在现行 流通的“半两钱”之外,发行一种奇怪的新货币“白金三品”。这种货币并不是真的白金,而是用银和锡混合铸造的,因为皇家的库房里只有银和锡最多。“三 品”,其实就是三种大小与纹刻不同的白金钱,代表不同的面值,一种上面刻着龙,一种上面刻着马,再一种上面刻着龟。“白金三品”虽然不是真的白金,但武帝 却强行给它定出了一个比白金还离谱的面值。离谱到什么程度呢?武帝规定:一个龙纹钱值三千钱;一个马纹钱,值五百钱;一个龟纹钱,值三百钱。汉代银价很 贱,每两不过五十钱。一个龙纹钱标准重量是八两,用银价换算,等于四百钱,龙纹钱中还掺杂了大量更廉价的锡,一个龙纹钱的实际价值,其实连一百钱也不到。 武帝强制发行这种货币,却坚持要给它定成三千钱,价值虚高到了骇人的地步。武帝滥发这种巨额虚币,其性质和近代以来政府滥发货币从老百姓手里空手套白狼抢 夺财富是完全一样的。不过武帝忽略了一点:这种“白金三品币”仿造起来不难,老百姓又不是傻子,政府造我也造,其结果是武帝敛财的目的没达到,国家的货币 体系已经崩溃了。武帝不得不出台严酷的法律,凡有盗铸行为,不论情节轻重,数额多少,发现后一律处死,结果“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金钱死 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已虑皆铸金钱矣。”(《史记·平准书》)武帝时代的全国人口总数,大致在 3000万-4000万之间。这就意味着,为了打击盗铸之风,武帝不得不把天下至少1/30的人关进监狱,多少人因此而掉了脑袋,则未可知。
第二道,是向全国百姓征收“财产税”。鉴于国家基层控制能力太弱,无法切实调查每户人家的资产,武帝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算缗告缗”运动。 “缗”,指的是老百姓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算缗”,就是对这部分收入征收财产税,比例是6%,特殊人群可享受优惠比例3%。“告缗”,就是鼓励 老百姓举报一切自己认识的人的资产。武帝规定:凡是能够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之人,被告的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奖励给告发人。“告缗 令”传达下去之后,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运动,就此启动。“算缗告缗”运动到底害了多少百姓?武帝到底从这场血腥运动中掠夺到了多少财富?司马迁 在《史记·平准书》里留下了答案:“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 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商人、中产以上的家庭,全都破了产,老百姓从此仅仅满 足于吃饱穿暖,得钱就花,不再有任何积累财富的欲望。政府则因此钱多得花不完。
第三道大菜,是消灭民营商业,让政府成为唯一的经商者。最先启动的是“盐铁官营”。为了生存,老百姓必须吃盐;为了有效率耕种,老百姓必须买铁农 具。政府垄断盐、铁,实际上就等于向所有百姓变相征税。以前的民间盐铁商倒是没受多少损失,因为他们都被国家收编了,真正损失的是百姓,常常花了高价,却 买回劣质货。武帝死后,来自基层的“贤良文学”们控诉这一政策造成的恶果:“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梗啖食”——盐、铁卖得那么贵,质量 又那么差,走半天山路进城去买还经常碰上不营业。用不起铁器,老百姓只好退化到用木头农具耕地,用手去除草;吃不上食盐,老百姓只好退化到吃那些有点咸味 的土和草梗。但武帝对百姓的死活并无兴趣,反而变本加厉,采纳桑弘羊的“均输法”,将整个汉帝国政府变成了一架赤裸裸的商业机器。所谓“均输法”,简单说 来,就是政府在甲地廉价买进当地土特产,然后由政府均输官运输到不出产该商品的乙地高价出售。整个政策的目的,是由政府垄断帝国内的一切商业活动,不但是 盐和铁,老百姓想买其他任何商品,都只能去政府在各地开办的销售点购买。其结果,是汉帝国百姓的大量逃亡,司马迁对武帝的评价是“俯观嬴政,几欲齐衡”, 可与暴君秦始皇相媲美,实在是中肯之论。
孝文帝变法:目的在于与豪强地主和平分割百姓地租
商鞅和武帝所发明的财富掠夺模式过于暴烈,必不能持久,人亡政息是意料中事。真正具有深远历史影响力的变法,是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改革,这次改革所确立的国家征敛模式,此后一直被历代袭用。
“均田制”的出现有特殊的历史背景。自魏晋以来,战乱频繁,一方面人口大量死亡,出现了大量空荒地;另一方面中原豪强聚族自保,人口大量依附、控制 在这些豪强地主手里,据《北史·李灵传》记载,最极端者,上千家百姓依附于某一豪强,居住在方圆五、六十里的范围之内。当时北魏旧的国家租税征收方式,是 按户计算的。上千家百姓依附于一户豪强,国家实际上只能征收到一户的租税。这自然是朝廷所不能容忍的,“均田制”,就是朝廷所设计的一套从豪强地主手里抢 夺百姓、抢夺赋税的变法方案。
“均田制”的内容很简单:1、土地国有;2、朝廷将这些国有土地按一定标准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样简单的内容,何以能够从豪强地主手里抢夺百姓,抢夺 赋税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空荒地,这些荒地的量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连牛都可以按规定从朝廷手里每头分配到三十亩耕地。当时,老百姓和豪 强地主其实都不缺土地,国家光给他们分配土地,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但朝廷同时还制定了新的租税征收方式,不再按户计算,而改成按“一夫一妇” 计算,且额度比豪强地主向依附农户征收的私租要轻很多。这样一来,依附农户很自然地会愿意倾向于选择脱离豪强地主,投入国家的怀抱。同时,豪强地主也不至 于反抗,因为朝廷还制定了“还授”政策,豪强地主的耕地,在名义上收归国有,再由国家“还授”给他们,实际上等于没动,而且国家还愿意向豪强地主的私产 “奴婢”分配土地,这些土地实际上增加了豪强地主的私产。如此,国家成功与豪强地主达成妥协,和平分割了百姓的地租。这一模式,一直沿续到隋唐。
唐代两税法:苛捐杂税全部正规化;老百姓家破人亡
与均田制配套的国家征敛模式,是“租庸调”。租是每年固定的田租;庸是每年要替政府去服劳役;调其实就是户税。这三种赋税,其缴纳全部以实物为主,租直接交谷,庸用绢代替;调因地制宜缴纳布、麻之类。到公元780年,唐德宗的宰相杨炎变法,以“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
本次变法的初衷,是赤裸裸地奔着增加政府收入而去的。政府公然宣称此次变法的指导思想是“量出制入”,政府花多少,就打算向百姓征敛多少。虽然政府 宣称改收“居人之税”和“田亩之税”,之前的“租庸杂徭悉省”,但实际上呢,以前的“租庸调”变成了“两税”,租庸调之外的那些无法律根据的苛捐杂税,如 唐代宗搞的“青苗钱”、“地头钱”、“夏税”、“秋税”以及双倍“庸”、“调”,这些不在国家法律规定之内的苛捐杂税,也全部并入了“两税”。所谓免去了 “租庸杂徭”,其实只不过是把这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取消掉罢了,实际征敛量一点都没有减少。王夫之当年对两税法这一本质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两税之法, 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把那些没有正当性的暴敛,全变成了正规的赋税名目。
最要命的是,以前的“租庸调”,老百姓用实物支付;而新的“两税”,老百姓必须得用货币支付。在农业国家,让老百姓用钱缴纳赋税,等于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 负担。两税法实施之前的三十多年里,唐代的物价一路高居不下;两税法推行之后,物价蹭蹭地下跌,跌得老百姓心惊胆战,家破人亡。举个例子:两税法实施前一 两年,一匹绢可以卖3000-4000文钱,到公元796年,就只能卖1500多文了,到公元805年,已经跌到只卖800多文了;米价也一路下跌,公元 785年前后,关中地区的糙米正常年景,只卖30多文一斗,好米最高也只卖70文一斗,到公元810年前后,若遇丰收,米价甚至跌到2文钱一斗,而在公元 770年前后,正常年景的米价是1000或800文每斗。物价如此暴跌,其根本原因,就是朝廷搞两税法,要求老百姓用钱缴纳赋税,导致市面上钱贵物贱。政 府的两税法实施越得力,老百姓生产的农产品就越贱,所遭受的实际盘剥就越多。白居易、韩愈这些人都是两税法的激烈反对者,但没有用,国家喜欢两税法,它让 国库铜钱满仓,唐朝亡了之后,宋元明清各朝仍对两税法情有独钟。
王安石变法:促进赋税平等的活拖拖拉拉,增加国库收入的活雷厉风行
北宋王安石变法,历来争议不休。但变法的本质,不在“均税”,而旨在普遍增税,则是毫无疑问的。北宋的税负不均——越穷越纳税,越富越不纳税——从 开国的时候就很严重,范仲淹曾试图变法,通过“方田均税”(就是清查丈量每户人家的实际耕地,按实际耕地数量征税)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朝廷只对增税感兴 趣,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也高举着“方田均税”的旗帜。但旗帜归旗帜,付诸实践又是另一码事。按理说,宋代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能力,远超过此前历 代,清查土地的实际占有状况,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当时设计的“方田”的办法,即便在今天看来,都还很实用。但“方田均税法”1072年颁布,拖到 1074年才开始实施,才搞了一个月,又以天旱为由停了下来;此后干一阵停一阵,到1085年,朝廷干脆把“方田均税法”取消掉了。折腾了十多年,可谓毫 无成效。“方田均税”搞不起来,原因其实很简单:朝廷对“税负公平”这种问题毫无兴趣。朝廷唯一希望的,是通过变法为国库征敛更多的赋税。如此,也就不难 理解,为什么变法的其他内容,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被执行得异常坚决和彻底。
如此,国家获益,百姓受苦,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譬如青苗法,官方文件说得很好听,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向朝廷贷款“青苗钱”,这个贷款的利率比民间 的高利贷利率低,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钱,老百姓也少受些高利贷的盘剥。听起来很美,但实际操作模式却变成了“抑配”,挨家挨户按资产多少进行摊派,无论缺不 缺粮食,都要向朝廷“借”青苗钱,越有钱的人家,必须“借”得越多。这实际上就成了朝廷强行向百姓集体放高利贷;民间的高利贷利率虽然高,但百姓不到万不 得已,是不会去借的,借民间高利贷的百姓,数量终究有限;青苗钱利率虽然低一些,但受祸害的却是全民。再譬如市易法,其实就是汉武帝当年消灭民营商业的翻 版,朝廷贱买贵卖,“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最后连水果之类的商品,都被朝廷的“市易司”给垄断了。这类捞钱的“变法”,朝廷执行起来,反而不遗余 力。
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税负公平没做到,不合法的苛捐杂税全部被“扶正”
到明朝万历年间,又有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这次变法的动机,仍然是国家的钱不够用了。钱为什么不够用呢?一是朝廷的开销没有节制,一年比一年大 ——看看那些疯狂生儿子的皇室就不难理解,朝廷供养他们的费用按几何级数递增;二是老百姓不堪赋税越来越重的压迫,不断逃去依附官僚地主。朝廷能够征税的 户口基数越来越少,需要开支的费用越来越大,平均必须摊派到每户百姓头上的赋税就越来越重,结果就成了恶性循环。
“一条鞭法”出台后,本应该终止这种恶性循环;但结果却截然相反。明朝百姓的“税负”,分为按田亩计算的“赋”和按人丁计算的“役”两大部分。老百 姓大量跑去依附官僚地主,让朝廷在“役”这个部分损失巨大。“一条鞭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将“赋”和“役”合并到一起,按田亩征收。对朝廷来说,这 当然是好事,“役”的收入大增;但对百姓而言,则未必。因为与“赋”、“役”一起被合并的,还有大量自宋、明以来各种不合法、但已形成惯例的苛捐杂税。这 种合并,丝毫没有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相反,这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很快又在“一条鞭法”之外,再度出现,被施加在百姓们头上——恰如唐代两税法把不合法的 苛捐杂税并入“两税法”之后,新的苛捐杂税很快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现。
清雍正皇帝所搞的“摊丁入亩”,官方也曾公开标榜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税负公平”;其内容与“一条鞭法”很相似,即:把按人丁征收的“丁银”合并到按 田亩征收的“田赋”当中。其结果,与“一条鞭法”也相当一致:自明清以来的各种不合法的苛捐杂税被“摊丁入亩”之后,新的苛捐杂税很快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 现。雍正皇帝自诩该政策是大德政,但结果是什么呢?自雍正至乾隆,百姓以流亡的方式逃避赋税的现象愈演愈烈。
结语
通观中国历代变法,其动力无一不是欲为国家财政创收;其结果无一不是增加百姓负担。何以如此?当然是因为朝廷只关心增税,而对税负公平毫无兴趣。
2012/11/16
《转载》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转载》习近平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新华社北京11月15日电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公报
(2012年11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
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2012年11月15日在北京举行。
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205人,候补中央委员171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列席会议。
习近平同志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
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根据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提名,通过了中央书记处成员,决定了中央军事委员会组成人员;批准了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的书记、副书记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人选。名单如下:
一、中央政治局委员
(按姓氏笔画为序)
习近平 马凯 王岐山 王沪宁 刘云山 刘延东(女) 刘奇葆 许其亮 孙春兰(女) 孙政才 李克强 李建国 李源潮 汪洋 张春贤 张高丽 张德江 范长龙 孟建柱 赵乐际 胡春华 俞正声 栗战书 郭金龙 韩正
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
习近平 李克强 张德江 俞正声 刘云山 王岐山 张高丽
三、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习近平
四、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云山 刘奇葆 赵乐际 栗战书 杜青林 赵洪祝 杨晶(蒙古族)
五、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副主席、委员
主 席 习近平
副主席 范长龙 许其亮
委 员 常万全 房峰辉 张阳 赵克石 张又侠 吴胜利 马晓天 魏凤和
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副书记、常务委员会委员
书 记 王岐山
副书记 赵洪祝 黄树贤 李玉赋 杜金才 吴玉良 张军 陈文清 王伟
常务委员会委员(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伟 王岐山 刘滨 江必新 杜金才 李玉赋 吴玉良 邱学强 张军 张纪南 陈文清 周福启 赵洪祝 侯凯 俞贵麟 姚增科 黄树贤 黄晓薇(女) 崔少鹏。
2012/10/25
《转载》美式“虎妈”教育:19个州允许老师体罚学生
《转载》美式“虎妈”教育:19个州允许老师体罚学生
发表于2012-10-24 Xiao http://blog.qq.com/qzone/1287437064/1351127491.htm?pgv_ref=aio2012&ptlang=2052
一年多以前,华裔美国人蔡美儿以严厉方式教育子女获得成功的话题,在美国与中国引起热烈讨论,蔡美儿也被冠以“虎妈”的头衔,“虎妈”成了美、中教育哲学大相迳庭的一个特征。有趣的是,很多人不知道美国也有“虎妈”式教育,而且其严厉程度并不比中式“虎妈”逊色。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美国的家长、老师不但不能体罚孩子、学生,弄得不好还会吃上官司。事实上,在美国的19 今年9月 得克萨斯州一所高中女生被老师体罚打屁股的新闻,引起了许多观众的注意。事情的起因是一名女生抄袭了另外一名女生的作业,虽然被抄袭的女生泰勒否认知情, 但学校还是决定处罚她,罚她停课两天。泰勒是一个努力学习、功课不错的学生,她不愿意因为停学耽误了上课,所以自愿以体罚代替停课,学校也同意了。根据得 克萨斯州的法律,学校体罚学生,必须征得家长的同意,在泰勒母亲的首肯下,体罚由副校长实施,用专门的木板打了泰勒的屁股。泰勒回家后,她母亲发现泰勒被 打得很重,一问之下才知道实施体罚的副校长是男性,泰勒母亲一怒之下向副校长问罪,想不到副校长表示打得重才有效,这样学生才会汲取教训。泰勒母亲于是向 学区总监反映,表示学校违反了男教师体罚男生、女教师体罚女生的规定,由此引出一条新闻,而有关学校是否允许体罚学生的话题,再次引起公众的讨论。 记 得我们小的时候,家长、老师对孩子、学生的体罚是司空见惯的,体罚的方式包括罚站、罚跪、打手心、打屁股等。东方社会有“不打不成材”的传统观念,但随着 社会的进步、人权意识的普及,体罚也越来越少见。想不到在人权观念普及的美国,还有不少学校保持了体罚的传统,颇让人大跌眼镜。 老师有权体罚学生、打学生屁股的做法,是欧洲移民带到北美的传统,源远流长。在美国各州中,最早禁止学校体罚的是新泽西州,早在1867年新泽西州就通过法律,全面禁止体罚。但此后一百多年,其他各州的老师对学生还是“照打不误”。直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由于公民、人权、教师、家长、社会等各团体的呼吁,学校体罚才在许多州逐渐被禁止,最新的例子是俄亥俄州与新墨西哥州,这两个州分别于2009年、2011年通过法律禁止体罚。目前31个州与首都哥伦比亚特区已经不允许学校体罚学生。但还有19个州没有这样的禁令,住在这19个州的家长应该了解这个情况,避免孩子犯错被学校体罚。这19个州集中在中西部、中部与南部,以下是这19个州的名单: 阿拉巴马、阿肯色、亚利桑那、科罗拉多、佛罗里达、佐治亚、爱达荷、印第安纳、堪萨斯、肯塔基、路易斯安那、密苏里、密西西比、北卡罗来纳、南卡罗来纳、俄克拉何马、田纳西、得克萨斯以及怀俄明。 据“有效纪律中心”(Center for Effective Discipline)的统计,1976年约有152万学生被老师体罚,以后这个数字逐年下降,到2006年降到22万多。在各个州中,密西西比、阿肯色、阿拉巴马是体罚学生比率最高的三个州,2006年这三个州的学生体罚比率分别为7.5%、4.7%与4.5%。 老师是否可以体罚学生在美国一直是存在争议的话题,支持老师体罚学生的人常常以传统不可废弃为理由,也有人认为“省了棍子,惯坏了孩子”。得州埃弗曼中学(Everman Middle School)校长安东尼普 莱斯表示,为何体罚在有些地方被废除而在另外的地方还被保留着?他绝对相信这是有“文化因素”的。普莱斯说他坚持体罚,因为他认为有效果。不过普莱斯补充 说:“规则是不要在愤怒的时候体罚学生,”“我们总是在体罚孩子前告诉他们为何要对他们体罚,确保他们理解为什么会被体罚;在体罚后再与他们交谈,使他们 感到我们不是恶意的。我们试图将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那样对待。” 不过,越来越多公众不支持体罚学生,目前成人中支持学校体罚学生的只占23%,不到四分之一。许多公民组织一直在呼吁国会立法全面禁止学校体罚,也有议员准备提出这方面的议案。 据 《时代》周刊报道,受到体罚的学生,尤其是儿童会引发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研究发现,接受体罚的儿童更容易患抑郁症、自杀以及出现反社会行为。今年加拿大 的一项研究也发现,被体罚的青少年与滥用酒精、毒品之间有一定的关联度。此外,许多教育专家认为,体罚会在课堂上灌输一种恐惧的气氛,并导致学生逃课,辍 学,而且也没有证据显示体罚对学生教育有正面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