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变法，基本上是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为中心的财政变法。换句话说，这些变法几乎无一例外，是奔着为国家捞钱去的，至于民生疾苦，则极少出现在变法内容之中；即使出现，也只是口惠而实不至，幌子罢了。
商鞅变法：国家要想强盛，必须让百姓始终保持贫困
在中国的“伟大改革家”序列里，商鞅及与他同时代的李悝、吴起等人，是祖师级的人物，是“推动历史进步”的伟大人物。但实际 上，其人不过是一个冷血的“国家主义”打手，是一个中国历史长河中从未消失过的恐怖幽灵。商鞅的变法理念有三：1、铲除“仁义和平善良孝悌”，国家才会强 盛；2、人人互相监视互相告密，国家才会强盛；3、必须“弱民”、“愚民”，国家才能强盛。这三条，无论是放在今天，还是放在2000年前，都是历史的反 动。
据《史记·商君列传》，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三：1、按军功受爵；2、强制百姓互相告密，有“奸”不告者腰斩；3、百姓只许务农，从事其他职业者，以及懒惰而致贫困者，全家没收为奴。这三大内容，正对应着商鞅的上述三大变法理念。
具体说来，1、商鞅认为，“国贫而务战，毒输于敌，无六虱，必强。国富而不战，偷生于内，有六虱，必弱”（《商君书·靳令》），无论国家有钱还是没 钱，都必须时刻处于战争状态，如此才能强盛，才会不被“六虱”侵害。“六虱”是什么呢？是“礼乐、诗书、修善、孝悌、诚信、贞廉、仁义、和平”。2、为什 么必须人人告密国家才会强盛？《商君书·开塞》里有解释：让老百姓只敢做国家让他们做的事，国家才会大治。3、《史记》里说，商鞅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 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似乎效果很好，但实际情况是：老百姓所受的盘剥比重非常之大，始终在生存线上下挣扎，因为商鞅认为：“民弱国强，国 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按商鞅的逻辑：百姓贫穷，就会有求富的动力；富有之后，就会“淫”（商鞅所谓的“淫”，指的是求智欲）；“淫”了之后，国 家就会有“虱”，就不能强盛。所以，国家必须想办法在百姓富裕后“合理”拿走他们的财富，让他们再度陷入贫穷。如此，才会重新激发百姓的求富动力，他们为 生存疲于奔命，没有精力求智，国家也不再有“虱”了。这种让国家富有而让老百姓保持贫穷的治国方法，可以使国家双倍强盛。（原文见《商君书·弱民》）
汉武帝改革：想尽办法疯狂掠夺百姓财富
“汉武大帝”在公元前119年的改革，开启了一场疯狂掠夺百姓财富的盛宴。这场盛宴有三道大菜。第一道，是在现行 流通的“半两钱”之外，发行一种奇怪的新货币“白金三品”。这种货币并不是真的白金，而是用银和锡混合铸造的，因为皇家的库房里只有银和锡最多。“三 品”，其实就是三种大小与纹刻不同的白金钱，代表不同的面值，一种上面刻着龙，一种上面刻着马，再一种上面刻着龟。“白金三品”虽然不是真的白金，但武帝 却强行给它定出了一个比白金还离谱的面值。离谱到什么程度呢？武帝规定：一个龙纹钱值三千钱；一个马纹钱，值五百钱；一个龟纹钱，值三百钱。汉代银价很 贱，每两不过五十钱。一个龙纹钱标准重量是八两，用银价换算，等于四百钱，龙纹钱中还掺杂了大量更廉价的锡，一个龙纹钱的实际价值，其实连一百钱也不到。 武帝强制发行这种货币，却坚持要给它定成三千钱，价值虚高到了骇人的地步。武帝滥发这种巨额虚币，其性质和近代以来政府滥发货币从老百姓手里空手套白狼抢 夺财富是完全一样的。不过武帝忽略了一点：这种“白金三品币”仿造起来不难，老百姓又不是傻子，政府造我也造，其结果是武帝敛财的目的没达到，国家的货币 体系已经崩溃了。武帝不得不出台严酷的法律，凡有盗铸行为，不论情节轻重，数额多少，发现后一律处死，结果“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赦吏民之坐盗金钱死 者数十万人，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胜计，赦自出者百余万人，然不能半自出，天下大抵已虑皆铸金钱矣。”（《史记·平准书》）武帝时代的全国人口总数，大致在 3000万-4000万之间。这就意味着，为了打击盗铸之风，武帝不得不把天下至少1/30的人关进监狱，多少人因此而掉了脑袋，则未可知。
第二道，是向全国百姓征收“财产税”。鉴于国家基层控制能力太弱，无法切实调查每户人家的资产，武帝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算缗告缗”运动。 “缗”，指的是老百姓财产中来自非农业收入的部分，“算缗”，就是对这部分收入征收财产税，比例是6%，特殊人群可享受优惠比例3%。“告缗”，就是鼓励 老百姓举报一切自己认识的人的资产。武帝规定：凡是能够告发隐匿资产、呈报资产不实之人，被告的资产将被全部没收，没收资产的一半将奖励给告发人。“告缗 令”传达下去之后，一场持续四年之久的全民大告密运动，就此启动。“算缗告缗”运动到底害了多少百姓？武帝到底从这场血腥运动中掠夺到了多少财富？司马迁 在《史记·平准书》里留下了答案：“告缗遍天下，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治郡国缗钱，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 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产业，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用益饶矣”——商人、中产以上的家庭，全都破了产，老百姓从此仅仅满 足于吃饱穿暖，得钱就花，不再有任何积累财富的欲望。政府则因此钱多得花不完。
第三道大菜，是消灭民营商业，让政府成为唯一的经商者。最先启动的是“盐铁官营”。为了生存，老百姓必须吃盐；为了有效率耕种，老百姓必须买铁农 具。政府垄断盐、铁，实际上就等于向所有百姓变相征税。以前的民间盐铁商倒是没受多少损失，因为他们都被国家收编了，真正损失的是百姓，常常花了高价，却 买回劣质货。武帝死后，来自基层的“贤良文学”们控诉这一政策造成的恶果：“盐铁贾贵，百姓不便。贫民或木耕手耨，土梗啖食”——盐、铁卖得那么贵，质量 又那么差，走半天山路进城去买还经常碰上不营业。用不起铁器，老百姓只好退化到用木头农具耕地，用手去除草；吃不上食盐，老百姓只好退化到吃那些有点咸味 的土和草梗。但武帝对百姓的死活并无兴趣，反而变本加厉，采纳桑弘羊的“均输法”，将整个汉帝国政府变成了一架赤裸裸的商业机器。所谓“均输法”，简单说 来，就是政府在甲地廉价买进当地土特产，然后由政府均输官运输到不出产该商品的乙地高价出售。整个政策的目的，是由政府垄断帝国内的一切商业活动，不但是 盐和铁，老百姓想买其他任何商品，都只能去政府在各地开办的销售点购买。其结果，是汉帝国百姓的大量逃亡，司马迁对武帝的评价是“俯观嬴政，几欲齐衡”， 可与暴君秦始皇相媲美，实在是中肯之论。
孝文帝变法：目的在于与豪强地主和平分割百姓地租
商鞅和武帝所发明的财富掠夺模式过于暴烈，必不能持久，人亡政息是意料中事。真正具有深远历史影响力的变法，是北魏孝文帝的“均田制”改革，这次改革所确立的国家征敛模式，此后一直被历代袭用。
“均田制”的出现有特殊的历史背景。自魏晋以来，战乱频繁，一方面人口大量死亡，出现了大量空荒地；另一方面中原豪强聚族自保，人口大量依附、控制 在这些豪强地主手里，据《北史·李灵传》记载，最极端者，上千家百姓依附于某一豪强，居住在方圆五、六十里的范围之内。当时北魏旧的国家租税征收方式，是 按户计算的。上千家百姓依附于一户豪强，国家实际上只能征收到一户的租税。这自然是朝廷所不能容忍的，“均田制”，就是朝廷所设计的一套从豪强地主手里抢 夺百姓、抢夺赋税的变法方案。
“均田制”的内容很简单：1、土地国有；2、朝廷将这些国有土地按一定标准分配给农民耕种。这样简单的内容，何以能够从豪强地主手里抢夺百姓，抢夺 赋税呢？问题的关键在于：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空荒地，这些荒地的量实在是太大了，以至于连牛都可以按规定从朝廷手里每头分配到三十亩耕地。当时，老百姓和豪 强地主其实都不缺土地，国家光给他们分配土地，对他们来说是没有任何吸引力的。但朝廷同时还制定了新的租税征收方式，不再按户计算，而改成按“一夫一妇” 计算，且额度比豪强地主向依附农户征收的私租要轻很多。这样一来，依附农户很自然地会愿意倾向于选择脱离豪强地主，投入国家的怀抱。同时，豪强地主也不至 于反抗，因为朝廷还制定了“还授”政策，豪强地主的耕地，在名义上收归国有，再由国家“还授”给他们，实际上等于没动，而且国家还愿意向豪强地主的私产 “奴婢”分配土地，这些土地实际上增加了豪强地主的私产。如此，国家成功与豪强地主达成妥协，和平分割了百姓的地租。这一模式，一直沿续到隋唐。
唐代两税法：苛捐杂税全部正规化；老百姓家破人亡
与均田制配套的国家征敛模式，是“租庸调”。租是每年固定的田租；庸是每年要替政府去服劳役；调其实就是户税。这三种赋税，其缴纳全部以实物为主，租直接交谷，庸用绢代替；调因地制宜缴纳布、麻之类。到公元780年，唐德宗的宰相杨炎变法，以“两税法”取代了“租庸调”。
本次变法的初衷，是赤裸裸地奔着增加政府收入而去的。政府公然宣称此次变法的指导思想是“量出制入”，政府花多少，就打算向百姓征敛多少。虽然政府 宣称改收“居人之税”和“田亩之税”，之前的“租庸杂徭悉省”，但实际上呢，以前的“租庸调”变成了“两税”，租庸调之外的那些无法律根据的苛捐杂税，如 唐代宗搞的“青苗钱”、“地头钱”、“夏税”、“秋税”以及双倍“庸”、“调”，这些不在国家法律规定之内的苛捐杂税，也全部并入了“两税”。所谓免去了 “租庸杂徭”，其实只不过是把这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取消掉罢了，实际征敛量一点都没有减少。王夫之当年对两税法这一本质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两税之法， 乃取暂时法外之法，收入于法之中”，把那些没有正当性的暴敛，全变成了正规的赋税名目。
最要命的是，以前的“租庸调”，老百姓用实物支付；而新的“两税”，老百姓必须得用货币支付。在农业国家，让老百姓用钱缴纳赋税，等于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 负担。两税法实施之前的三十多年里，唐代的物价一路高居不下；两税法推行之后，物价蹭蹭地下跌，跌得老百姓心惊胆战，家破人亡。举个例子：两税法实施前一 两年，一匹绢可以卖3000-4000文钱，到公元796年，就只能卖1500多文了，到公元805年，已经跌到只卖800多文了；米价也一路下跌，公元 785年前后，关中地区的糙米正常年景，只卖30多文一斗，好米最高也只卖70文一斗，到公元810年前后，若遇丰收，米价甚至跌到2文钱一斗，而在公元 770年前后，正常年景的米价是1000或800文每斗。物价如此暴跌，其根本原因，就是朝廷搞两税法，要求老百姓用钱缴纳赋税，导致市面上钱贵物贱。政 府的两税法实施越得力，老百姓生产的农产品就越贱，所遭受的实际盘剥就越多。白居易、韩愈这些人都是两税法的激烈反对者，但没有用，国家喜欢两税法，它让 国库铜钱满仓，唐朝亡了之后，宋元明清各朝仍对两税法情有独钟。
王安石变法：促进赋税平等的活拖拖拉拉，增加国库收入的活雷厉风行
北宋王安石变法，历来争议不休。但变法的本质，不在“均税”，而旨在普遍增税，则是毫无疑问的。北宋的税负不均——越穷越纳税，越富越不纳税——从 开国的时候就很严重，范仲淹曾试图变法，通过“方田均税”（就是清查丈量每户人家的实际耕地，按实际耕地数量征税）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朝廷只对增税感兴 趣，结果也就不了了之。
宋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也高举着“方田均税”的旗帜。但旗帜归旗帜，付诸实践又是另一码事。按理说，宋代对人口和土地的控制能力，远超过此前历 代，清查土地的实际占有状况，并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而且当时设计的“方田”的办法，即便在今天看来，都还很实用。但“方田均税法”1072年颁布，拖到 1074年才开始实施，才搞了一个月，又以天旱为由停了下来；此后干一阵停一阵，到1085年，朝廷干脆把“方田均税法”取消掉了。折腾了十多年，可谓毫 无成效。“方田均税”搞不起来，原因其实很简单：朝廷对“税负公平”这种问题毫无兴趣。朝廷唯一希望的，是通过变法为国库征敛更多的赋税。如此，也就不难 理解，为什么变法的其他内容，如青苗法、免役法、市易法被执行得异常坚决和彻底。
如此，国家获益，百姓受苦，也就成了必然的结果。譬如青苗法，官方文件说得很好听，青黄不接时百姓可以向朝廷贷款“青苗钱”，这个贷款的利率比民间 的高利贷利率低，朝廷能多收些利息钱，老百姓也少受些高利贷的盘剥。听起来很美，但实际操作模式却变成了“抑配”，挨家挨户按资产多少进行摊派，无论缺不 缺粮食，都要向朝廷“借”青苗钱，越有钱的人家，必须“借”得越多。这实际上就成了朝廷强行向百姓集体放高利贷；民间的高利贷利率虽然高，但百姓不到万不 得已，是不会去借的，借民间高利贷的百姓，数量终究有限；青苗钱利率虽然低一些，但受祸害的却是全民。再譬如市易法，其实就是汉武帝当年消灭民营商业的翻 版，朝廷贱买贵卖，“尽收天下之货，自作经营”，最后连水果之类的商品，都被朝廷的“市易司”给垄断了。这类捞钱的“变法”，朝廷执行起来，反而不遗余 力。
一条鞭法和摊丁入亩：税负公平没做到，不合法的苛捐杂税全部被“扶正”
到明朝万历年间，又有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这次变法的动机，仍然是国家的钱不够用了。钱为什么不够用呢？一是朝廷的开销没有节制，一年比一年大 ——看看那些疯狂生儿子的皇室就不难理解，朝廷供养他们的费用按几何级数递增；二是老百姓不堪赋税越来越重的压迫，不断逃去依附官僚地主。朝廷能够征税的 户口基数越来越少，需要开支的费用越来越大，平均必须摊派到每户百姓头上的赋税就越来越重，结果就成了恶性循环。
“一条鞭法”出台后，本应该终止这种恶性循环；但结果却截然相反。明朝百姓的“税负”，分为按田亩计算的“赋”和按人丁计算的“役”两大部分。老百 姓大量跑去依附官僚地主，让朝廷在“役”这个部分损失巨大。“一条鞭法”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是将“赋”和“役”合并到一起，按田亩征收。对朝廷来说，这 当然是好事，“役”的收入大增；但对百姓而言，则未必。因为与“赋”、“役”一起被合并的，还有大量自宋、明以来各种不合法、但已形成惯例的苛捐杂税。这 种合并，丝毫没有减轻百姓的赋税负担，相反，这些苛捐杂税的名目，很快又在“一条鞭法”之外，再度出现，被施加在百姓们头上——恰如唐代两税法把不合法的 苛捐杂税并入“两税法”之后，新的苛捐杂税很快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现。
清雍正皇帝所搞的“摊丁入亩”，官方也曾公开标榜其目的是为了实现“税负公平”；其内容与“一条鞭法”很相似，即：把按人丁征收的“丁银”合并到按 田亩征收的“田赋”当中。其结果，与“一条鞭法”也相当一致：自明清以来的各种不合法的苛捐杂税被“摊丁入亩”之后，新的苛捐杂税很快以相同的名目再度出 现。雍正皇帝自诩该政策是大德政，但结果是什么呢？自雍正至乾隆，百姓以流亡的方式逃避赋税的现象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