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漫漫"证"途
刘远举 今天 10:19
（2014年2月23日，海南琼海，市民陈先生在整理半生办理的证件。东方IC供图）
最近，广州政协委员曹志伟在长达3.8米的"人在证(征)途"画卷上，列出了中国人一生中的103种证件。他带的另一张图，则将103种证件分为六类。办这些证件需经过18个部委局办，39个处室、中心、支队和所审批，盖100多个章，并需缴费，直观地表达了中国人"证"之繁杂。
应该说，各种证件是文明进步、社会发展的标志。现代社会已经超出了农耕时代的熟人社会范围，人们在大范围内流动，进行社会化的大分工，人的接触范围急剧扩大，为了适应这个形势，就要需要一系列文牍系统来表明一个人是谁、做什么的、有什么能力、有什么资质、有什么权利与权力等等。所以，作为一种甄别机制，证件系统，给人们提供了便利、提高了社会效率，存在于所有国家之中。
中国的情况更加特别一些。从延安时期的供给制开始，所谓"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就是依据权力与地位严格配给物质享受，这一方面体现了个人对体制的依附；另一方面，必然需要对身份进行的严格识别。虽然在延安，由于人员、经济规模都相对较小，尚未演化出严格的、庞大的证件系统，但影响后来每一个中国人的证件体系，此时已在孕育之中。1949年之后，在严格的计划经济下，人的身份被严格界定，农业户口与城镇户口在公民权利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产生出户籍制度。
同时，在计划经济之下，任何生产都处于国家调控之下，在一套复杂的审批、证件制度下运行，这导致了物资的匮乏，进一步引导出对物资分配的控制，不同的人群被配以不同的物资，最终，发展出庞大的号票系统。号票系统是一种灵活的证件系统，证件的用途不再是唯一的，而仅标以数字。某个号码的票，这个月对应一种物资，到了下个月，又可变作对应另一种物质。其实，这种灵活性反映出的是当时的证件系统已庞大到要以灵活性来削减管理成本、应对不断扩张的领域。当时每个中国人喜乐哀愁，不仅仅与钱有关，更与"证"有关。对现在的年轻人而言，这似乎是天方夜谭，不过，即便是他们，也生活在"后证件时代"。
改革释放出了经济自由，一定程度接触了证件对生产的抑制，物质丰富起来，物质分配方面的证件系统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但计划经济时期把人视为"资源的消耗者"的思维仍然存在，这种思维发展到极致，就是计划生育，并与户口制度一起，衍生出"后证件时代"的众多管制、证件与权力。
伴随经济发展，政府部门膨胀起来，机构重叠、功能重复，在部门权力欲望的作用下，衍生出更多的证件需求。在央视前不久激起无数人共鸣的关于办证难的报道中，当地相关部门提出办理护照的所需证件，就大大超过了公安部的要求。最新的例子是，公安部自2012年9月，在北京、天津、广州、深圳等六个流动人口较多的城市实施允许非本市户籍就业人员和高等院校的在读大学生异地提交出入境证件申请的便利措施。但按照该措施，凡需要在这些城市申请护照的，不仅需要提交户口簿和居民身份证，同时还需要提交居住证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出具的在就业地连续一年以上缴纳社会保险的证明。而除了社保证明以外，户口本、身份证和居住证等这些证件中所记载的内容往往是重复的。
实际上，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这些复杂的证件，以及其背后的社会管理系统完全可以放到黑箱之中，而公民手上仅仅留下一个单一的、电子化的卡片。凭此卡片，政府部门就可以了解到相关信息，公民一卡在手，走遍天下无忧。不过，技术发展倒逼政府部门精简高效的愿景，需要公民权利的根基。
实际上，这些证件伤害的正是公民的权利与尊严。有这样一个故事，在火车上，女列车员正在查票。一个民工模样的中年人，却只找出一张儿童票，他申辩自己是残疾人，工地出事之后，老板跑了，自己没钱到医院做评定，没有残疾证，所以，才买了与残疾票同样半价的儿童票。为了证明，他脱下鞋子，露出残缺的脚掌。列车员做不了主，找来列车长，列车长不耐烦地说："我们只认证不认人！我要看的是证件！是残联盖的钢印。有残疾证才是残疾人，你赶快补票！"围观者中一个老先生看不惯了，问列车长，"你是男人吗，你有男人证吗？"再问女列车员："你是人吗，你有人证吗？
人证的反问，非常荒诞，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玩笑。在中国的计划生育一票否决的高压下，各地都实行了上户口与社会抚养费挂钩的土政策，而户口在中国，就是人证，意味着一切社会福利，防疫、医疗、教育甚至实名购买火车票，某种程度上，没有了户口，在中国就做不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人。但显而易见，人之所以为人，是不言而喻的权利，不需要一张冷冰冰的纸来证明。
从更深层的意义上看，每一张证件都反映了体制的权威，在每一个审批环节中，体制的权威具体地转化为了经手人的个体尊严，或者更准确地说，傲慢。从这个意义上看，不少基层公务员对办事群众的刁难之中，蕴含的正是所谓"平庸的恶"。当习俗与文化之中，越是缺乏对个体的尊重，那么就会更大地去崇拜权力，并把体制赋予自己的权威转化为自己的傲慢，所以，解除漫漫"证途"的跋涉，也就是国人权利更趋完善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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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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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远举
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经济之声《财经名人堂》特约评论员，专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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