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高雄港都攝影一日遊 - 攝影旅遊包車（四人出發）

台湾高雄港都攝影一日遊 - 攝影旅遊包車（四人出發）

行程類型：高雄市
行程時間：一天
出發：（住家、飯店、車站、高鐵站、捷運站 集合） –＞蓮池潭（春秋閣/龍虎塔/鳳山縣舊城）-＞午餐（牛肉麵）–＞英國領事館（西子灣）–＞打狗鐵道故事館 –＞駁二文創特區 –＞愛河（愛之船）–＞ 旗津海岸公園（風車公園、旗後燈塔、海產街 “晚餐”）
行程特色：除了長規旅遊形態外，特別加入攝影咨詢服務，隨問隨答，馬上解決您的攝影疑惑，除了滿滿的行囊收穫之外，也為您的旅行影像更形出色！
参加报名：QQ：413181542 Arty~

蓮池潭 (春秋閣/龍虎塔/眷村文物館/鳳山縣舊城)

蓮池潭：

蓮池潭，舊稱蓮花潭、蓮潭埤等，位於臺灣高雄市半屏山之南，龜山之北，是高雄市左營區區內最大的湖泊，潭面面積約 42 公頃，源於高屏溪。

1686年，鳳山縣知縣楊芳聲建文廟時， 以蓮池潭為泮池，在池中栽植蓮花點綴，每值炎夏，蓮花盛開，清香四溢，乃有「蓮池潭」之名，而「泮水荷香」列為鳳山八景之一。
清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鳳山知縣宋永清再對蓮池潭濬修。
現因湖畔半屏山特殊造型與龍虎塔遠近倒映水中，而以蓮潭夕照聞名。

鳳山縣舊城：

凤山县旧城，又称左营旧城，位于台湾高雄市左营区。由于清代左营地区划归凤山县管辖，故称为凤山县城，原先为土城。
现今看到的旧城（石城）是道光五年（1825年）由土城改建，道光6年（1826年）完工。由于后来林爽文事件时，于南部呼应起事的庄大田势力攻破凤山县城（土城），之后官署等遂移往埤头街（今凤山区）又盖了一座凤山县新城，因此相对于“新城”，左营旧城就被称为“旧城”。


左营旧城在台湾的筑城历史中，具有许多特殊之处。
东门、南门、北门及城墙、护城濠及北门外之镇福社及拱辰井现为国定古迹。
2011年，位于左营中正路及左营大路中之三角公园内的城墙遗迹与西自助新村内的西门段城墙遗构被当时的行政院文建会（后改为文化部）指定纳入国定古迹范围。
2014年3月，西自助新村拆除过程中发现西门城门座以及城墙遗迹，并于 5月提报至文化部，请其审议指定为国定古迹凤山县旧城范围。

英國領事館（西子灣）：

打狗英國領事館文化園區包含兩座建於 1879年的英式建築及一條登山古道，領事館位於臺灣高雄港（清打狗港）口北岸的哨船頭碼頭邊，是當時英國政府於打狗掌理領事業務工作的重要據點。在臺灣目前現存的西式近代建築中，打狗英國領事館及官邸的年代最為久遠。
領事官邸則位於基地高度離水面約 30公尺的小山上，東側、西側及南側皆緊臨陡峭的懸崖，北側連接鼓山，形成背面靠山、三面環水的形勢。領事館與領事官邸之間建有石階相通。
1895年甲午戰爭後，臺灣進入日治時期，
1901年，英國政府進行領事官邸整修，外牆紅磚敷以水泥，以避免空氣中海鹽成分對磚面的侵蝕。
1908年，日本積極建設高雄港，哨船頭及旗後山均被劃入港口要塞之範圍，英國因此放棄打狗領事建物的使用權。
1925年，由日人接收使用，領事館改作為高雄水產試驗所，領事官邸改作高雄海洋觀測所。日治時期結束後又逢多次風災，處處斷垣殘壁。直至1985年後「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方才開始進行修復。
1987年，內政部公告打狗英國領事館（實為打狗英國領事館官邸）為二級古蹟，並闢為高雄市史蹟文物館。

打狗鐵道故事館：
高雄港站，古稱打狗驛，連結高雄河海山，有百年歷史的人文價值。打狗驛站即台鐵高雄港站辦公室，經過簡易整修，再以新面貌呈現，現在又稱打狗鐵道故事館。
此處古蹟全區的條件得天獨厚，除了城市象徵之外，轉轍器、號誌樓、月台和鐵道都留存完善，是全台灣唯一可以進行動態復駛的百年火車站。期盼這座歷史建築能夠凝聚鐵道迷的熱忱，並成為打造打狗鐵道故事館特殊迷人的鐵道氛圍。
百年打狗驛站附近也有很多好玩景點，像是中山大學的海水浴場、清風隧道、西子灣、旗津，很適合一天的遊玩行程！
假日不如多到戶外走走，順便看看鐵道，不僅能夠了解高雄的過去也能更深刻的感受在地文化。

駁二藝術特區：

駁二藝術特區（The Pier-2 Art Center）以前衛、實驗、創新為理念來打造成為高雄國際藝術平台，位於臺灣高雄市鹽埕區大勇路南端盡頭。
「駁二」係指第二號接駁碼頭，位於高雄港第三船渠內，建於 1973年6月12日，原為一般的港口倉庫。
2000年，高雄市政府因尋找國慶煙火施放場所，偶然發現這個具有實驗性的場域。但因年久失修，進駐單位針對舊建物的狀態進行空間的各項整建工程，於 2002年3月24日完工。由高雄市政府文化局接手經營後，便舉辦一系列的高雄設計節、好漢玩字節、鋼雕藝術節、貨櫃藝術節及高雄人來了大公仔等藝文展覽。並邀請 The Wall 這牆音樂公司進駐月光劇場，於每週末舉辦流行及獨立樂團音樂演唱會；
2010年，索尼電腦娛樂進駐新開闢的九號倉庫，設置數位產業中心，進行遊戲軟體研發及測試；
2011年，C3 倉庫委外由帕莎蒂娜國際餐飲公司規劃為倉庫餐廳；
2012年，美國加州洛杉磯 Rhythm & Hues Studios 宣佈進駐 7 號倉庫，成立視覺特效中心。

愛河（愛之船）：

愛河源於高雄市仁武區八卦寮，流入市區後，將市區一分為二，有建國、七賢、中正、高雄等橋橫跨其間，並在高雄港出海。
愛河最初僅是一條淺溪可供渡船往來，日治時期曾加以疏濬成為運河，並定名為「高雄川」，這是愛河第一次有正式的稱謂，但一般人仍習稱它為「高雄圳」或「高雄運河」。
民國 37年（1948）在河岸靠中正橋邊，有人開設「愛河遊船所」供人划船遊河，因時有情侶划舟談情說愛，口耳相傳後，才有了全台獨特的名稱－愛河。
愛河，是高雄市最具文化特色的河流，早年扮演著運輸、交通、遊憩等多功能角色，如今走過歲月、歷盡滄桑的愛河，雖曾飽嘗污染，但疼惜她的高雄人，包括政府和民間企業、藝文人士都挖空心思，逐步恢復愛河風華，已讓愛河步步的重現生機。

旗津海岸公園（風車公園、旗後燈塔、海產街{晚餐}）：
旗津四面環海，漁獲豐富，造就了專賣海產的店家，除了旗津渡輪站前的廟前街海鮮店、海水浴場前的海產攤生意興隆外，開車從旗津路到過港隧道沿途，隔幾步路就有海鮮店老闆向您招手吆喝進店消費，其中以喊出每盤 100元（NT）平價价格， 引領旗津海鮮業自助式經營手法的「萬三海鮮餐廳」更是天天車水馬龍，遠自中北部的旅遊團體也都慕名而來，遇假日停車位難求下，也讓周邊居民多了一筆停車費收入。
雖然如此，常到旗津嚐鮮的老饕們，還是堅持到信譽卓著的老店消費，尤其在中洲輪渡站碼頭旁，還有許多漁民在此販賣當日近海捕撈的新鮮漁獲，您也可以採買後請店家幫您烹調。
旗津多數的海鮮店雖不若市區餐廳精緻，但品質新鮮、經濟實惠、貨色齊全、現點現炒，出菜速度快的特色絕對讓你大快朵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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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攝影台灣觀光旅遊】之“專案企劃”之 實地考察 ~

【攝影台灣觀光旅遊】之“專案企劃”之 實地考察 ~

為了即將推出的“攝影台灣觀光旅遊”的專案，特地去考察了幾家高雄地區的“牛肉麵”店，詳情如下：

前金區的 A 牛肉麵店

 

 因為當時客人稍多，所以用打包（紅燒、小碗）方式在車上嚐試口味。
湯：口味、色調、濃度、鹹味清淡，相較於另外兩家，幾乎等同“清燉”，沒有“紅燒”味，但是店內沒有販賣清燉口味。
麵：機器寬麵，軟硬、熟度適中。
肉：厚薄、熟度適中，鹵的最透，無纖維塞牙（相較於另外兩家），可是碎片較多。


















店內沒有販賣清燉口味！

左營區的原 B 牛肉麵店










週二公休？今天是週五捏？判斷是歇業，無法市調。

左營區的新 B 牛肉麵店


當時客人最少，所以內食（紅燒、小碗）嚐試口味，另點了“涼拌海帶絲”和“皮蛋豆腐”嚐嚐。
湯：口味、色調、濃度、鹹味適中（相較於另外兩家），可稱為“鹵湯”，還是沒有“紅燒”味。
麵：無法分辨是手工？機器？拉麵，軟硬、熟度適中、另有麵疙瘩、冬粉、、、可選。
肉：口味、色調、濃度稍重（相較於 A 店）。

“涼拌海帶絲”：海帶絲較硬，不太適合年長者食用。
“皮蛋豆腐”：皮蛋優，完全沒有鉛腥味，Q度適中，醬的調味不錯，不死鹹，可惜是用量販豆腐，軟趴易碎。





另有麵疙瘩、冬粉、、、可選！
PS：店面最寬敞、乾淨！

左營區的 C 牛肉麵店

當時客人稍多，所以用打包（紅燒、小碗）方式在車上嚐試口味。
湯：口味、色調、濃度、鹹味最重（相較於另外兩家），終於有了“紅燒”味（適合大陸人口味）。
麵：無法分辨是手工？機器？細麵（指定），軟硬、熟度較生硬（如果是為了配合“打包”？那就剛好！）
肉：口味、厚度、纖維最重（相較於另外兩家），終於有了“紅燒”味。

結論：
三家各有長短、優劣，於是先決定由 C作主選，A、C作備胎，到時再看現場情況調度。
也歡迎看倌、老饕推薦各地區更好的“牛肉麵、飯”店，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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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渊源】谁是卫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历史渊源】谁是卫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抗战) - 

辛灏年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1_ML1uhm0zQ

辛灏年:谁是卫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https://www.youtube.com/watch?feature=player_embedded&v=nGwePkDploY

解密时刻：剿共为名，抗日为实 - 日记中的蒋介石


篡改歷史也許可以欺騙一兩代人，但絕對騙不了永遠！

也給在台灣的國民黨反省，你們對得起在大陸時期的先賢、先烈嗎？

中国古人都是如何来学习英语？

想要知道中国古人们都是怎样来学习英语吗？
教育新闻爱思英语网2015-01-30 10:42

[摘要]你相信光绪皇帝竟然也曾经学习英语吗？你知道原来中国古代的文人商人也有学习英语的潮流吗？是不是十分好奇在信息不通畅、资料缺乏的古代，我们的先人们是如何学习英语的呢，赶快一起来看看吧！

想要知道中国古人们都是怎样来学习英语吗？

皇族：九五之尊“压力山大”

清廷的自大与保守，让世人诟病不已。但在大清国二百多年的基业中，有2.5位皇帝曾大胆地张开双臂拥抱欧罗巴文化。

前者是一手缔造“康乾盛世”的康熙皇帝，其次是在积贫积弱的国运中试图通过“戊戌变法”来扭转时局的光绪皇帝，剩下的半个皇帝就是“亡国之君”宣统了。

康熙在与俄国进行《尼布楚条约》的谈判中，逐渐意识到精通俄语与拉丁语人才的重要性。回京后，于1708年设立“内阁俄罗斯文馆”，让八旗子弟“专习俄罗斯文字，以备翻译”。到雍正年间，又从四译馆中分出“西洋馆”，“招满洲青年专修拉丁文”，以《华夷译语·拉氐诺话》作为教材。

《华夷译语》本是洪武年间官方编纂的一部蒙汉对译辞书，后来逐步扩充收录语种，成为中国近代早期的外文译汉文的官方辞书。可笑的是，《华夷译语》沿袭了历史上汉译佛经的体例——外文词条都是以汉文注音，如“Don't answer at random”注音为“洞脱，唵五史为，阿脱，而蓝道姆”，教学效果也可想而知了。

两个世纪后，康熙的八世孙光绪皇帝就聪明多了。极具维新思想的光绪英语(课程)学习热情很高，每日清晨四点就开始上课，在阅读和写作方面都表现出相当的悟性，但口语却糟糕至极。他计划用英语做新年献词，并致函各国公使。无奈，公使们不给面子，纷纷婉言谢绝。

虽然不得已身为“傀儡”，但这位思想开明又颇具叛逆精神的青年单单是敢于以身作则、带头学英语的胆识就值得人们称赞。他以九五之尊带头学习“呕哑嘲哳难为听”的“蛮语”，提高了英语在宫中的地位，紫禁城内很快掀起了学英语的时尚，就连慈禧老佛爷最后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1917年6月，张勋率领五千辫子兵在北京拥护溥仪复辟。虽然复辟闹剧很快消停了下去，但是小皇帝的教育问题却被提上了议事日程。李鸿章之子李经迈适时向小朝廷推荐苏格兰人庄士敦担任帝师，教授溥仪英语。溥仪对英语学习抱有极大的兴趣，第一年主要学习英文单词和一些浅显的口语对话，用的课本是《英文法程》；随后开始读《伊索寓言》、《金河王》、《爱丽丝漫游记》以及许多英文的短篇故事和西洋历史、地理；庄士敦还会把日常用语、童话、成语故事和很多儒家经典名言翻译成英文，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中。

溥仪的英语水平进步很快，最后能用英语翻译《四书五经》，庄士敦相当满意。幼年时的英文学习，给溥仪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1945年东京审判时，溥仪面对法官的英文质询，对答如流，不需要戴同声传译的耳机。

学校：中西并进“寄托”美国康熙皇帝设立的四译馆和俄罗斯文馆最终成了“摆设”。到了晚清，在外交场合，清政府不得不雇用外国人担任翻译。

这些外国人往往是各国使节的翻译，也可能是在华的传教士，但有一点共性是，他们在谈判过程中总是使用各种伎俩为本国谋利益。迫于这种情况，清廷在奕䜣等人的奏请下，率先在京沪穗三地设立了同文馆，致力于培养精通外语(课程)的高级人才。除此之外，各地的水师、船政、铁道等学堂也纷纷开展外语教学。

京师同文馆于1861年首先设立英文馆。在英语教学上，直接移植当时正在欧洲盛行的“语法翻译教学法”，即让学生通过大量的中英文互译练习来学习和掌握英语。低年级的学生往往“浅解辞句、练习句法、翻译条子”，到了高年级，课程则扩大为“翻译选编、翻译公文、练习译文”等内容。同时，学生还得不断地翻译西方书籍，成绩显著者可以得到不菲的奖励。

并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后，这种英文学习法仍没有多大改观。茅盾先生曾回忆他在北京大学预科求学时的经历：“那时候学英语，不像现在从发音规则学起、循序渐进，我们认、读、写英文字像认、读、写汉文方块字一样，先生硬教，学生硬记，天天默写单词，天天背课文……”

不久后，北京大学的老冤家——清华学堂从游美肄业馆中脱胎了。作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必须保证毕业生直接升入美国大学后，能够顺利地适应在美生活和学习，因此，这里的英文教学直接采用美国模式，学校实行严格的考试和淘汰制，定期举行期考、月考，每日都有口试，口试成绩也作为学生平时成绩的依据。

如果学生国学不及格，西学及格，仍然可以毕业；如果西学没有及格，国学即使分数再高也毕不了业。同时，清华学堂还非常注重英语氛围的营造，校园内的演讲会、辩论会、戏剧、演出等大多数都是用英文进行，各类告示与刊物也全用英文书写，甚至在校医院看病、唱校歌都得使用英语。在这种沁润似的英语教学法培养下，清华园先后走出了“中国语言学之父”赵元任和“非汉语语言学之父”李方桂。

在官办学堂如火如荼地培养新式人才之时，教会学校也在中国各地悄然生长。作为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大型西式学校，马礼逊学校对中国传统私塾教育持批判态度，校长布朗自诩学校的人才培养目标是“训练整个人，包括德、智、体”，因而马礼逊学校的英语教学注重系统性和计划性，并能根据不同层次学生的特点，设置不同的课程，采用不同的教学法。

在教学上，学校反对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学，主张充分发挥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做到“不须远征，而自能使学生明白了解”。表现优秀的学生，更有机会赴美留学(课程)，中国留学的先驱、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官员：“佶屈聱牙” 汉字注音

“睁眼看世界第一人”林则徐是中国维新思想的先驱。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在科技上的落后，为此，他注意“采访夷情”，派人专门收集澳门出版的外国人办的报纸书刊，并把出身低下却懂英文的人招入钦差行辕，进行被当时顽固派认为是大逆不道的翻译工作。

为了获得关于西方的第一手资料，55岁时，林则徐开始自学英语。怎奈当年没有音标，林则徐学习只能靠死记硬背。一年十二个月的名称、常用的专有名词、英文数词、各种外币单位及英美等国驻粤官员的姓名都在林则徐的背诵范围内，但佶屈聱牙的英语发音着实让林则徐为难了一番，为了便于记忆，他利用汉字给英文单词注音，比如在China的后边注上“柴诺”，doctor后注“诺克拓”，trade注“吐烈”。

到了晚清，皇权已被架空，国家权力牢牢地掌握在汉族地主阶层的手中。虽然李鸿章丧权辱国，但他仍然是“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李鸿章是著名外交家，他不会外语，却深谙“临时抱佛脚”之道：每每出使之前，都会找翻译学几句寒暄语，现学现卖，倒也应酬得来。

有一次出使沙俄之前，李鸿章又请来翻译，想重操故技。怎奈俄汉发音差异巨大，李鸿章怎么也记不住。最后，索性直接在随身携带的扇子上，用汉语记录了俄语发音：“请坐——杀鸡切细”(Садитесь)，“谢谢——四包锡箔”(Спасибо)，“再见——大四位达理也”(До свидания)”等等。虽说方法不考究，但沟通效果却不差。二战后的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也用现学的俄语向斯大林打招呼，结果斯大林听了之后毫无反应，倒是苏方的翻译打破僵局，询问丘吉尔：“首相阁下，您说的英语，怎么我一句也听不懂呢？”

曾国藩的次子曾纪泽就将这种用汉语注音学习法发扬至极。《翁文恭公日记》记载：“诣总理衙门，群公皆集。未初，各国来拜年。余避西席，遥望中席，约有廿余人，曾侯与作夷语，啁啾不已。”毕竟不是正规的教育，虽然此时的曾纪泽可以“啁啾不已”，但是真正的美国人说他的英语确实“流利但不合文法”。

文人：口诵笔译终成“温拿”

对于沪上小姐张爱玲来说，提高英文的好方法就是不断地把自己的习作由中文译成英文，再由英文译成中文，并尽量避免重复的词句。反反复复，英语水平就会大有提高。张爱玲在港大的求学岁月里，将这种翻译学习法发挥到了淋漓尽致。为了让英文写得地道纯熟，她狠狠心三年没用中文写东西，甚至通信用的也是英文。留过洋的姑姑对她的英文功底很是佩服，说她，“无论是什么英文书，她能拿起来就看，即使是译本物理或是化学书。”三年工夫没有白费，看来，正应了张爱玲在《十八春》里说的那句话——“对于三十岁以后的人来说，十年、八年不过是指缝间的事；而对于年轻人而言，三年、五年就可以是一生一世。”

商人：英汉夹杂“洋泾浜”语

当中国人在地球的一端摇头晃脑地背诵着“How do you do”时，地球的另一端，美国人早已用“Long time no see”相互寒暄。昔日的古典雅言正在逐渐淡出美国人的口语，Chinglish竟成了一时的风尚。其实，这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英语，最早可以上溯到中国商人的口齿间。

自《五口通商章程》签订后，中国东部沿海及长江沿线各港口陆续开放。一时间，外商云集，仅上海一地，刚刚开埠一个月，就有11家洋行，1847年增至39家，1854年激增至120多家。贸易量的不断攀升，让中国各地的商贩们趋之若鹜。

然而，由于精通商贸英语的外事人才紧缺，也为了能顺利跻身上流社会，商人们不得不硬着头皮自己学起了英语。在与外商交谈时，连估带猜、中英夹杂，再融入些上海口音，就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混合语。因为当时上海的商业机构多聚集在英法租借的界河洋泾浜的两岸，于是人们把这种“四不像”似的语言称为“洋泾浜英语”。

当然，“洋泾浜英语”并非上海特有，在广州、澳门、哈尔滨、台湾等地也出现了汉语与当地通行外语相结合的洋泾浜语。

1949年之后，中国各地相继解放。在上海，洋泾浜英语也丧失生存土壤，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但不要以为“洋泾浜英语”就此绝种，你早上吃的“吐司”(toast)、喝点“咖啡”(coffee)、抽的“雪茄”(cigar)、坐的“的士”(taxi)、穿的“派克大衣”(parka)都是“洋泾浜”。当然，你很快还会在英语中见到dama(大妈)与tuhao(土豪)。

外语

【历史渊源】民国第一届国会竞选之争：宋教仁差一点成总理

【历史渊源】民国第一届国会竞选之争：宋教仁差一点成总理

来源：新浪 作者： 日期：2014-12-05

　　武昌起义后，宋教仁改组同盟会、参加国会选举，差一点就能以国会第一大党领袖的身份，实现出任总理、组织内阁的愿望。然而1913年3月，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失败。

宋教仁(资料图)

　　武昌起义后，长年研究西方各国政治制度的宋教仁就草拟了以内阁制为核心的《鄂州约法》，这部法律后来成为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重要参考。之后他改组同盟会、参加国会选举，差一点就能以国会第一大党领袖的身份，实现出任总理、组织内阁的愿望。然而1913年3月，沪宁铁路车站的三声枪响，宣告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国的失败。民初鼎沸的议会政治与政党活动，如昙花一现，终归于沉寂。

　　三大党的竞争

　　1912年2月12日，清帝下诏退位。孙中山践诺辞职，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随后蔡元培、宋教仁等作为专使北上迎袁世凯到南京就职，因发生北京政变，袁以稳定北方局势的名义，获准设临时政府于北京。

　　临时政府到了北京，临时参议院自然不能继续在南京办公。临时参议院在北上的过程中进行了改选，议员人数从40多人增加到130人左右。在有资料可查的123名议员中，共和党人数最多，同盟会次之，统一共和党第三。统一共和党的吴景濂被选为议长。

　　同盟会在1912年4月由地下走向公开，选孙中山为总理，黄兴、黎元洪为协理，以“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为宗旨。汪精卫、吴稚晖标榜“不做官吏”、“不当议员”等“六不主义”，淡出同盟会会务。对同盟会的发展，孙中山主张做一个在野党，监督政府;而宋教仁则希望同盟会能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进而成为执政党。黄兴等同志都对宋教仁的想法表示了支持，孙中山只好将同盟会交给宋教仁打理。

　　共和党由民社、统一党等五个政党合并而成。孙武自恃有发动首义的功劳，以为自己能在南京临时政府的内阁中获得一席之地，结果一无所获。孙武挟对孙、黄的不满，拉拢一批军人，成立了民社。统一党则是章太炎等光复会成员、张謇等晚清立宪派联合的政党。由于历史上的积怨和路线之争，新成立的共和党注定与同盟会不和。宋教仁曾与章太炎商量，将统一党与同盟会合并，因为张謇等的极力反对而告吹。1912年4月，统一党的张謇、孟森在没有获得章太炎和北京本部同意的情况下，合并了民社及其他一些小党，在上海宣布成立共和党，选举黎元洪为理事长，章仅为理事之一。章太炎表示不承认合并，统一党依旧独立。

　　统一共和党是谷钟秀、吴景濂等所建，立意在同盟会与共和党之外的第三党。临时参议院中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尽管势力微小，但主要成员汤化龙、林长民等无不是响当当的立宪派领袖，他们在等待自己领袖——梁启超的归国。除了以上几个大党，自晚清逐步放开党禁到民初政治自由化，政治性团体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主要的还有如中国社会党、中华民国工党、中华民国自由党等。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张玉法先生统计，稍具规模的民初政党有312个。

　　北京临时政府的首任国务总理是同盟会籍的唐绍仪，宋教仁在内阁中任农林总长。唐绍仪因为执意落实总理权力，与袁世凯产生矛盾，被迫辞职。内阁中的同盟会会员宋教仁、蔡元培、王宠惠、陈其美也随之请辞。宋教仁从行政系统离开后，转而经营立法系统——先在国会中获得多数席位，然后组阁。

　　在唐绍仪内阁倒台后，袁世凯提名擅长外交的陆徵祥为新任总理，意图打造一个没有显著政党痕迹的“超然内阁”，三大党中，共和党比较支持陆徵祥的“超然内阁”。获得临时参议院通过后，陆总理于1912年7月18日第一次到参议院做施政报告，因为操一口吴侬软语，再加上声音微小，参议员们只能听懂一些如“吃花酒”等琐碎词语，误以为陆徵祥不堪大任。

　　第二天，除了唐内阁留任的阁员外，陆徵祥又提名了六位新总长，其中三人为同盟会会员，宋教仁主张政党内阁，反对本党党员加入混合内阁，所以要求本党参议员在投票时对这三人一概否决。统一共和党也反对陆徵祥提名的阁员，不过出发点恰恰与同盟会相反，因内阁中没有其党党员，该党参议员对记者说：“大总统亦只知有同盟会与共和党，故本党人甚为不平，实言之，此次新提出之国务员意在全体反对。”

　　在这种情况下，临时参议院表决新内阁成员，结果六人票数全未过半。陆徵祥组阁失败后当场请辞。“超然内阁”行不通，统一共和党领袖谷钟秀说：“吾看共和党气焰还了得，今日看他怎么样。”宋教仁、蔡元培也十分振奋，想要趁机出面组织同盟会的政党内阁。

　　当时正值日俄结盟、英国宣布在西藏有行动自由，而中国却陷入了无政府状态。这给袁世凯为首的北洋派以干涉国会的理由。执法处长陆建章、拱卫军司令官段芝贵等四位军界大佬出面宴请参议员。陆建章在发言中说：“今日内阁人员所致力的急务是外患和财政，如果长期没有政府，亡国的责任应在何人身上?”自副总统黎元洪以下，江苏、直隶、河南等各地都督、军长也都通电声讨参议院。甚至首义功臣邓玉麟也威胁参议院：如果“痛改前非，以国家为前提”，那么皆大欢喜，如若不然，“为国家起见，惟知以武力判断，虽受破坏立法机关之痛骂，亦所不计。”随后，袁世凯又发咨文给参议院，提出了一个新的六阁员名单。

　　参议院第二次对陆徵祥内阁阁员表决时，只有蒋作宾没有被通过。在开会当天，有一位议员写了张纸条给旁边的议员。旁观席上的记者用望远镜观察会场，看见这张条子上写了四个字：“议员无骨”。 参议员否决全部新阁员固然属意气用事，但一旦军界强人纷纷施压，立即改弦更张，议会的权力还只是停留在纸面上。

　　陆徵祥组阁的波折坚定了宋教仁实行政党内阁的决心。宋教仁最早提及改组同盟会时并不顺利，田桐等老革命党都表示反对。蔡元培也说，同盟会与其他党派联合，不能通过牺牲自己的名称来迁就别人。但宋教仁被选为同盟会政事部主任干事，获得操作党务的权利。当年8月，宋教仁终于将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等合并为国民党，实现了“毁党造党”的理想。成为临时参议院第一大党实际领袖的宋教仁意气风发，他对外宣称：“自斯而后，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

　　国民党的理事长是孙中山，但他在同盟会由革命党向议会党的过渡中的表现更倾向于默许，具体的谋划和谈判都是宋教仁一手包办。外界盛传宋教仁在党内排挤孙中山，以至于宋只好通过媒体澄清：“此次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对于孙中山辞职的流言，宋教仁说：“此次选举理事，孙先生得票最多，惟孙先生此后欲脱离政界，专从事于社会事业，故不欲任事，曾经辞职，已由鄙人与各理事再三挽留，始允不辞。”说宋、孙翻脸固然不实，但宋教仁说的也不全是实情，推动同盟会改组的显然不是孙、黄，而是他自己。

　　陆徵祥内阁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却赶上黎元洪非法杀害张振武、方维的案子，导致的结果就是陆总理事实上一天没办公，便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只好再度辞职。说来奇怪，陆徵祥的继任者、袁世凯亲信赵秉钧竟是国民党籍。其实赵秉钧瞧不起什么政党，他曾对人说：“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做‘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入党，统一党也送党证来，共和党也送党证来，国民党也送党证来，我有的拆开看看，也有的搁置不理。我何曾晓得什么党?”

　　陆、赵内阁更迭之际，孙中山与黄兴先后入京与袁世凯会晤。孙、袁两人前后洽谈13次，孙中山对袁世凯说：“国家建设首在交通，兄弟打算在十年内造筑铁路廿万里，望君能练成百万精兵。则中国可达到富强境地了。”袁回答说：“办铁路我知先生是有把握的，若练成精兵百万，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至少从表面上看，那时的孙中山是无意角逐政治的，他在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时说：“今日满清退位、中华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俱达到，唯有民生主义尚未着手，今后吾人所致力的即在此事。”孙中山在见袁时承诺十年内不选总统;袁世凯也顺水推舟地任孙为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在给宋教仁的信中说，他要“舍政事，而专心致志于铁路之建筑。”所以虽然孙中山身上还担着党首的职务，但已很少介入党务，国民党是在宋教仁的掌舵之下走了议会道路。

　　为正式国会选举制定规则是临时参议院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包括《国会组织法》、《参议员选举法》、《众议员选举法》在内的一系列法规相继颁布。议员名额仿效美国制度：参议员规定274名，其中每省10名、西藏10名、蒙古27名、青海3名、中央学会8名和华侨6名;众议员共596名，依据各省人数分配，最多的直隶有46名，最少的青海只有3名。参议员任期6年，每两年改选三分之一，众议员任期3年。

　　民初议员选举是直接选举与间接选举相结合的。众议员选举先在各县初选，由选民选出50倍于当选者的候选人，最后候选人互选产生众议员。参议员选举也是分为两个步骤，各省先初选省议员，再由他们互选出参议员。

　　有资格投票的人首先必须是拥有中华民国国籍的男性，然后还要至少满足下列条件中的一项：每年直接纳税2元以上;有500元以上不动产;拥有小学或相当于小学的学历。在任官员、现役军人、僧侣等是没有选民资格的。依据各省上报的数字，在当时全国4.4亿人口中，有4086万合法选民，占到人口总数的十分之一左右。这个比例比晚清资政院选举时扩大了24倍以上。

　　第一届国会的产生

　　在一切法规就绪后，各党竞选有声有色地进行着，颇有些“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意味。演讲是参选人最重要的一项竞选手段，汤化龙从上海溯江而上，每到一地都要宣讲本党理念，同时在当地建立民主党支部。宋教仁派老同盟会会员仇鳌到自己家乡湖南主持国民党选举，仇鳌在湖南的五个选区分别设竞选办事处，帮助本党的参选者举办演讲和张贴竞选海报。在江苏的茶馆中，不同党派的竞选者相对演讲，但听讲的都是社会士绅和知识分子，即使偶有农民过来围观，也都是看看就走。

　　捕风捉影地给对手制造绯闻是现代选举中常用的制胜手段。清末有名的报人杭辛斋在浙江当选众议员，但不久被人控告其吸食鸦片——法律规定吸毒者无选民资格。杭辛斋被关押了十几天，最后没有检验出他有烟瘾，一下点燃了国民党的怒火，指责地方检事厅长许畏三诬告，事情一度闹得沸沸扬扬。

　　在初行民主的时候，贿选是无足为奇的。而只有当竞选的职位真正有意义时，选票也才能卖出价钱。当时媒体报道，所在地区不同，初选票从1—10元不等，复选票少则最高可至数百元。广东的一个富商为能过过议员的瘾，公开给出价码，凡肯投他一票，就能获得一身值60元的燕尾服。

　　在竞选中还发生了一件疑案，一个名叫吴宝璜的人向法院控告民主党的汤化龙诈骗，说汤在选前说好，如果投票给他，就酬谢300元，结果只得20元。有人说这是国民党设计诬陷汤化龙，希望能去此一大敌。

　　由于是首次操办如此大型选举，在投票流程上往往监督不足。一个选民反复投票，或者一人私藏多张选票放进投票箱，都是常见的舞弊。此外，从革命党演化来的国民党频繁在各地用暴力手段干涉选举。直隶沧州的一个选区复选投票，国民党人为强迫两个民主党人投票给他们，就采取软禁的手段，以做威胁。

　　国会选举中固然出现了种种问题，但还是顺利选出了参、众两院的议员。国民党大获全胜，在众议院得269议席，在参议院得123席，两院议员人数比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还多得多。

　　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民初第一届议会少了中国最具实力的北洋派的身影，这说明袁世凯虽然在推动国会选举，但并没有真正地把它放在眼中。当时的各党也只是空有政党的名头，却不能代表某一社会群体的利益，所谓选举仅仅是各派知识分子间的竞争。天真的知识分子以为，凭空移植来一套先进的制度，宪政就能从天而降。

　　离总理只差一步

　　在国会选举紧锣密鼓地进行着的时候，国民党的实际领袖宋教仁忙里偷闲地返回了阔别八年之久的故乡桃源，见到了母亲、妻子和孩子。在此前后，袁世送来一张空头支票，想以此收买宋教仁，但被宋严词拒绝了。

　　宋教仁在家中休息了两个月后，于1912年12月27日起顺江而下，又开始四处发表演讲，抨击袁世凯政府。他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话时明确说：“在国会里头，占得大多数议席的党，才是有政治权威的党，此时我们要致力于选举运动。”宋教仁同时也知道，袁世凯看到这种情况，会“设法来破坏我们，陷害我们。我们要警惕，但是我们也不必惧怯。”

　　然而对于朋友们的所有提醒，宋教仁都没有放在心上。在长沙，有人给宋教仁示警。在武汉，闻知会党已同政府密切往来的谭人凤，在让他戒备之余，还劝老友暂时不要去争总理的职务：“责任内阁实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宋教仁不以为然地回答了六个字：“杯弓蛇影之事。”

　　到了上海，于右任、陈其美与宋教仁聚会。陈其美道：“钝初，你不要快活，仔细他们用暗杀的手段来对付你。”宋教仁听后笑着说：“只有我们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

　　1913年3月，国会选举落幕，袁世凯在3月19日发布命令，宣示第一届国会将于4月8日开幕。宋教仁在上海准备整装北上前，与《民立报》社记者徐血儿聊天，徐血儿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险危，愿先生慎重防卫。宋教仁回答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全力赴之。”谁知话音落处，即是枪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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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渊源】袁世凯剿杀了一个民主宪政国家？

【历史渊源】袁世凯剿杀了一个民主宪政国家？

集权梦：袁世凯剿杀了一个民主宪政国家？

2014-12-09 09:00:00 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文导读：作为当时推动中国宪政主要力量的国民党人，却为了权力之争勾心斗角、严重内耗。又以本来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的“宋教仁案”为借口，贸然发动内战，给了袁世凯驱逐和消灭国民党以口实。中国民主力量的幼稚表现，以及袁世凯本人深入骨髓的专制梦想，最终联手剿杀了一个本来大有希望的宪政国家。

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第二任临时大总统（1 ／1张）

　　原标题：集权梦：袁世凯剿杀了一个宪政国家？

　　作者：张耀杰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宣誓就任南北统一之后的“大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在亚洲率先告别帝制的中国正朝着真正意义上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方向迈进。

　　

然而，作为当时推动中国宪政主要力量的国民党人，却为了权力之争勾心斗角、严重内耗。又以本来可以在法律范围内解决的“宋教仁案”为借口，贸然发动内战，给了袁世凯驱逐和消灭国民党以口实。中国民主力量的幼稚表现，以及袁世凯本人深入骨髓的专制梦想，最终联手剿杀了一个本来大有希望的宪政国家。

　　对人立法的《临时约法》

　　辛亥革命爆发后，在最为平稳保守的英国式君主立宪、虚君共和的光荣革命不被接受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只剩下两种走向民主法治、宪政共和的政制路径：其一是已经基本上成熟完善的美国式总统、议会与司法三权分立的共和制，又称总统制，其二是一直处于动荡变化之中的法国式政党议会与责任内阁共和制，又称内阁制。

　　同盟会成立时制定的章程，仿照的是孙中山比较熟悉的美国式总统制。制定《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的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所仿照的同样是美国式总统制。但是，自从1907年2月28日黄兴与孙中山之间发生激烈冲突之后，宋教仁对于“作事近于专制跋扈”的本会总理孙中山，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和严重敌意。他于1911年7月31日联合谭人凤、于右任、陈其美等人在上海另行组织了不再承认孙中山最高领导权的同盟会中部总会，在《总会章程》和《总务会暂行章程》中借鉴法国及英国式政党议会责任内阁制的部分原理，明确规定“暂时虚位以待”的会长，当选之后必须经过“总务干事全体之署名”，才可以行使职权。宋教仁在辛亥革命爆发后主持起草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草案》和《江苏军政府临时约法》中，继续坚持主要用于架空虚置最高权力的集体协商、署名限权的法国及英国式的责任内阁制。

　　1911年12月30日，已经于前一天当选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亲自主持定稿《中国同盟会意见书》。这里虽然还没有采用“训政”二字，其中所张扬的恰恰是孙中山此后一直坚持的以中西合璧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作为远期目标；以太上皇式的一人训党、一党训政、党在国上的党国体制，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实质内容和近期目标的专权训政方略。在孙中山眼里，直接妨害他出任临时大总统的绊脚石，并不是大清王朝“虏巢尚在”的异族“鞑虏”及其“元凶”，而是革命阵营尤其是同盟会内部“冒托虚声，混迹枢要”的“败类”“汉奸满奴”，所谓的 “败类”“汉奸满奴”，就是针对同盟会内部“冒托虚声，混迹枢要”的宋教仁，以及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和光复会军事首领李燮和等人极其严厉的警告。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是在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南北双方议和谈判已经取得初步成果的情况下，采取单边行动宣告成立的。这种公然破坏双边谈判的单边行动，严重缺乏以人为本、主权在民、权为民所赋、权由法所定的正当合法性。作为具有世界性眼光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对此是非常清醒的。1912年2月8日，孙中山在“清廷的退位诏书已经写好，只因南北双方的态度尚待协调，延迟未发”的情况下，向美国记者麦考密克明确承认：“我们有三亿六千万人民，我们在十五个省份行使权力——远达缅甸边境。我们有政府，但不合法。我们不能继续这样下去。”

　　1912年2月9日，共有30人出席临时参议院会议，缺席、请假7人，原定的六项议事日程中并没有审议临时约法草案一项。上午临近散会时，会议主席突然宣告议事已终应即散会，下午二时至五时续开临时约法草案审议会。下午续开审议会时，出席议员仅21人，由同盟会籍审议长李肇甫主席，宣布续议临时约法草案。经过一番讨论，“主席请赞成增设责任内阁者起立表决，多数可决”。李肇甫宣告下次继续审议，四时宣告散会。

　　之所以会出现如此转机，是因为由同盟会主导的临时参议院的当务之急，已经不再是针对同盟会及南京临时政府内部极力主张用责任内阁制限制架空孙中山的宋教仁等人，而是要针对即将接任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关于这样一种对人立法，孙中山此前在1月22日致伍廷芳及各报馆的通电中公开表示说：“就各来电视之，袁意不独欲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有谓为民主政府，又谁为保证？”

　　1912年3 月8日，南京临时参议院以全体起立方式表决通过“临时约法”。3月10日下午3时，袁世凯在北京石大人胡同前清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南北统一之后的“大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他的就职誓词——“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依国民之愿望，蕲达国家于安全完固之域，俾五大民族同臻乐利”——所依据的宪法性资源，首先是《清帝逊位诏书》中具备完整全面的宪法性权威的共和契约；其次才是他还没有读到一个字的、迟至第二天即3月11日才由孙中山颁布生效的“临时约法”。

　　袁世凯的宣誓就职，标志着《清帝逊位诏书》预约期许的“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共和立宪国体”，已经在中国社会得到初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的中华民国，是应该从1912年3月10日开始算起的。

　　作为南北统一之后的“大中华民国”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的统治权力与政治资源，分别来自于大清王朝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委托代理。孙中山及南京临时参议院勒令获得双份委托代理全权的袁世凯，“谨守”他在宣誓就职时还没有读到一个字而且还没有正式生效的“临时约法”，既是对于《清帝逊位诏书》中完整全面的宪法性契约的严重违背，同时也是对于“临时约法”本身的宪法性权威的严重败坏。缺乏孙中山那样周游各国的生活阅历和世界眼光的袁世凯，对于自己还没有读到一个字并且还没有正式生效的“临时约法”的宣誓“谨守”，同样是对于宪政法理和宪法权威阳奉阴违、言不由衷的严重亵渎。

　　由此可知，无论是当年的孙中山还是袁世凯、宋教仁、景耀月、马君武、张继等人，对于现代工商契约及民主宪政社会的普世法理，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正确理解；他们像前文明社会拥有专制权力的皇帝和拥有独尊儒术的话语权的儒教官员一样，通过抢占极不道德的道德精神制高点，带给中国人的依然是一条奴役之路。

　　中华民国的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立宪，从一开始就没有真正奠定在一部真正能够落实民主法治、宪政共和的宪法文本和国家契约之上。借用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第六章中的一段话来说：“只要当制定法律的时候，就已经预见到这些特定的影响，那么，法律就不再仅仅是一个供人民使用的工具，反而成为立法者为了他的目的而影响人民的工具。政府不再是一个旨在帮助个人充分发展其个性的实用的机构，而成为一个‘道德的’机构——这里的‘道德的’一词不是作为‘不道德的’反义词来使用的，而是指这样一种机构：它把它对一切道德问题的观点强加于其成员，而不管这种观点是道德的还是非常不道德的。在这种意义上，纳粹或其他任何集体主义的国家都是‘道德的’；而自由主义国家则不是。”

　　宋教仁案与“二次革命”

　　1912年8月10日，袁世凯以临时大总统名义公布临时参议院议定的《国会组织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下令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国会议员选举。10月15日，为了配合全国范围内的国会议员竞选活动，国民党参议员会在北京成立。10月19日，宋教仁、王宠惠等国民党宪政派人士乘火车沿京汉路南下，各自返回原籍从事权为民所赋的国会议员选举活动。

　　1913年2月1日，宋教仁在从武汉写给北京国民党本部诸位同党的书信中，主要谈到这样几项内容：其一，国民党通过全国大选组织议会政党内阁，以便与袁世凯当局实现在平等共和、民主立宪的制度框架内分权合作的大政方略。其二，一心想通过全国大选出任第一届正式政府内阁总理的宋教仁，以候选总理的立场激烈反对袁世凯临时中央政府在大选之前向西方国家大举借债。其三，继此前在致自己的私人秘书刘羹臣的私信中谈到“与克强商议一切”之后，宋教仁再一次谈到“因克强赴沪，尚欲一往与商一切”，从而凸现出一条关键信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国民党内部“商议一切”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已经被他一厢情愿地架空虚置的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而是刚刚辞去汉粤川铁路督办职务由武汉前往上海的湖南同乡黄兴(字克强)。

　　2月13日，宋教仁自汉口沿江东下，于2月15日抵达上海与黄兴“商议一切”。国民党理事长孙中山，丝毫没有表现出与有望出任内阁总理的宋教仁“商议一切”的意愿，而是在此前的2月10日离开上海赴日本考察。

　　同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基本结束，在宋教仁等人主持经营之下，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众议院议员596人，国民党得269议席，参议院议员274人，国民党得123席，国民党在参、众两院870议席中占有392席，虽然没有超过半数，由于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加起来只有223席，国民党依然可以凭借其相对优势影响操纵参、众两院。国民党的选举胜利，进一步抬高了宋教仁的政制预期，在接下来的十多天里，他实际上是在从事一生中的最后冲刺。

　　3月19日，袁世凯通电全国，宣布于4月8日举行国会开会礼。3月20日晚上，宋教仁应袁世凯邀请前往北京，在上海沪宁火车站准备乘车时被凶手武士英持枪暗杀。现场指挥武士英执行暗杀行动的，是前沪军都督陈其美及其谍报科长应夔丞手下的主任科员吴乃文，与陈其美、应夔丞、洪述祖同为青帮“大”字辈大佬的前光复军司令李征五的老部下陈玉生，以及从北京来到上海的广东人冯岳君。

　　凶案发生后，国民党在上海地区拥有最大份额军政实力和情报系统的前沪军都督陈其美，紧急展开针对应夔丞和武士英的缉凶活动，却放纵了与应夔丞和武士英同等重要的犯罪嫌疑人吴乃文、陈玉生、冯岳君。随着国民党方面调动所有报刊资源展开疑罪从有、嫁祸于人的宣传造势，这桩并不复杂的刑事案件，被逐步放大升级为号称“二次革命”的国内战争，案件本身的证据链条及事实真相，反而被人为地遮蔽了起来。

　　由于得不到最低限度的民意支持加上军政实力过于悬殊，随着主将黄兴临阵脱逃，国民党方面的武装力量在“二次革命”中像落花流水一样一触即溃。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在陈其美等人支持下，不顾黄兴、谭人凤、李烈钧一派人的坚决反对，另行创建秘密会党性质的中华革命党。宋教仁主持缔造的在宪政民主的制度框架内从事非暴力的议会选举、阳光参政的现代议会政党国民党，被彻底断送。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宋教仁案，也因此被强行中止并且被国民党方面充满党派偏见的各类写手以讹传讹地反复改写。一举消灭国民党军政实力的袁世凯，在没有政治反对派监督制衡的情况下，一步步走向他所梦想的皇帝宝座。

　　太上国会与“天坛宪草”

　　1913年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在新落成的众议院举行开幕典礼，参、众两院到会议员共682人，国务总理和各部总长及中外来宾列席会议。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没有到场，而是委托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前来祝贺。当梁士诒代表总统致贺辞时，国民党激烈派议员以袁世凯没有亲自到会为由加以拒绝，一开始就把国会与政府置于尖锐对立的敌对状态。在国民党激烈派议员的感染鼓荡之下，一部分非国民党籍议员也逐渐养成太上皇式的议会至上、专权训政的极端思维。

　　第一届国会太上皇式的议会至上、专权训政的政治特色，在被通称为“天坛宪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的讨论制定过程中，表现得最为充分。国会开幕之后立即围绕着正副议长选举、宋教仁案、大借款案等相关问题陷入政党纷争，最为重要的宪法制定反而被一再推迟。直到6月30日，众参两院才分别召开宪法起草委员选举会，选举产生宪法起草委员60名。其中国民党25人，进步党26人，政友会8人，超然社1人。7月19日，60名宪法起草委员选举国民党员汤漪为委员长，国民党占据相对优势。

　　在此期间，袁世凯为了满足进步党改组内阁、执掌政权的政治欲望，在黄兴于南京宣布武装独立的第二天即7月16日，正式免去赵秉钧的国务总理兼内务部总长职务，随后提名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由于国会议员多数留在北京，众参两院分别于7月23日、30日以多数票通过熊希龄出任国务总理的提名。7月31日，袁世凯正式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进步党与袁世凯合作双赢的相互利用，还笼络了一大批像宋教仁生前那样坚持议会政党政治的国民党议员，使得参与发起国内战争的国民党激烈派人士陷入既不符合法理更不符合民意的孤立境地。

　　随着国民党方面在“二次革命”中迅速失败，袁世凯的军政实力和政治声望达到最高点。9月12日，在众参两院的合会上，国民、进步两党议员一致表示，应该先定宪法中关于选举总统的规定，并据此选举正式总统。10月5日，《大总统选举法》并没有依据“临时约法”规定交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正式颁布，而是由宪法会议擅自越权自行公布。10月6日，众参两院进行总统选举，袁世凯当选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大总统。

　　10月16日，袁世凯依据“临时约法”向众议院提出增修约法案的咨文，其中详细叙述了“临时约法”对于行政权力的种种妨害，以及自己身为大总统对于“临时约法”的“百方隐忍”。面对袁世凯依法维权扩权的良性抗争，作为代议立法机构的众议院并没有给予足够重视。10月18日，袁世凯咨文宪法会议，指出此前公布《大总统选举法》“侵及大总统之公布权”，依据“临时约法”第22条、第30条之规定，“当然应由大总统公布”，进而指出“无论此次议定之大总统选举法案，或将来议定之宪法案，断无不经大总统公布，而遽可以施行之理。”

　　对于袁世凯依然是在依法维权扩权的该项良性咨文，宪法会议竟然没有留下立案讨论或者具文退回的任何记录。在此期间，由宪法起草委员起草的“天坛宪草”的各项条文，却偏偏绕开拥有最终议决权的国会宪法会议，以及拥有公布权的袁世凯，擅自于10月17、19、20、21、23日分5次公开刊登在上海《申报》上。在这种情况下，袁世凯于10月22日咨文宪法会议，称将派遣委员出席会议“代达本大总统之意见”。宪法会议以“宪法会议之性质与两院不同，大总统对于宪法会议既无提案权，自无特派委员出席说明之理由”为借口，予以拒绝。

　　作为整个国家政制建设的根本大法，宪法的制定应该开门立法以吸纳广泛民意，并且严格接受包括全民投票在内的权为民所赋的民意检验。不久前刚刚被选举为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是权为民所赋的全国民意的最高代表。众参两院组成的宪法会议及其宪法起草委员会，只允许自己一方单边绝对地干涉行政权力，却不允许包括大总统在内的行政官员依法咨文提案于立法机构的极端表现，与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就有所表现的太上皇式的一人训党、一党训政、党在国上的专权训政方略，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

　　没有被“临时约法”赋予解散国会权力的袁世凯，在依法维权扩权的良性努力不被接受的情况下，开始采取法外行动。10月31日午前11时，宪法起草委员会举行宪法草案第三读会议。经过连续5个小时的持续审议，将宪法草案113项条款逐一审读通过。下午4时许，当宪法草案全案告成时，全场掌声雷动。11月1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将《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咨文送宪法会议。11月4日，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并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他所提供的最为强硬的理由，是第一军军长兼江西宣抚使段芝贵，从电报局搜查出前江西都督李烈钧与国民党籍众议员、宪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徐秀钧的往来密电几十件，里面涉及到挑起发动“二次革命”的军政密谋。

　　随着438名国民党议员以及前属国民党籍但已宣布脱离的部分议员被收缴议员证书，国会议员的人数已经不足法定开会人数的一半，众参两院只好自动停会。被称为“天坛宪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为没有经过最后的审议通过程序，而只能作为宪法草案留传后世。11月12日，袁世凯下令取消各省议会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大多数省级议会也因为不足法定人数而无法集会，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议会活动因此趋于停顿。中华民国已经进入五族共和、南北统一、民主宪政的良性轨道的宪政大业，至此已经走入绝境，接下来的便是袁世凯的称帝闹剧和后袁时代无休止的汉族人攻打汉族人的国内战争。

　　袁世凯的集权与称帝

　　1913年11月5日，国务总理兼财政总长熊希龄为了适应中央集权的需要，下令召集行政会议，要求每省选派两名代表集中讨论地方行政问题。11月26日，袁世凯以大总统令的方式，将行政会议改组为以李经羲为议长的政治会议，并于12月15日召开会议，专题讨论“民国建设的政治问题”。

　　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依据政治会议决议，颁布由国务总理熊希龄副署的解散国会令。1月26日，袁世凯发布《组织约法会议组织令》，公布政治会议制定的《约法会议组织条例》，责令内务部负责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实施约法会议议员的选举事项。随后，“约法会议”依据袁世凯的《增修临时约法大纲》，很快制定完成共10章68条的《中华民国约法》。5月1日，该项有“袁记约法”和“新约法”之称的《中华民国约法》，由袁世凯颁布实施，此前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单边制定的“临时约法”因此废除。同一天，袁世凯命令废止国务院官制，设政事堂于总统府。特任徐世昌为国务卿。随后，袁世凯又组织成立以总统为海陆军大元帅的大元帅统率办事处，裁撤各省都督，分授以将军名号督理军务，作为中央的临时派遣官。地方行政采省、道、县三级制，改民政长为巡按使，道称道尹，县称知事。

　　5月24日，袁世凯颁布由“约法会议”制定的《参政院组织法》，其中规定73名参政院参政，由总统像任命行政官员一样予以简任。5月26日，参政院成立，停止政治会议，黎元洪、汪大燮任正副院长。12月28日，“约法会议”通过《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10年，连任不受限制，总统继任人由现任总统推荐。至此，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事实上，袁世凯都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终身制元首。长期担任大清王朝臣子奴才而没有直接经受过西方现代思想洗礼的袁世凯，依然不肯就此止步。他鬼迷心窍般怀抱着孤家寡人、天子皇帝的劣根旧梦，即使在亲友故旧反复劝告甚至于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依然自欺欺人地执迷于人为制造的推戴民意，从而在帝制自为的政治歧路上越陷越深、不能自拔。用骆宝善教授的话说，在袁世凯的知识宝库里，“就国内的经验而论，他不忘情于至高无上的皇帝之尊；在国际社会的现实，他十分艳羡日本天皇、德国皇帝、俄国沙皇既有近代化，又保有无上权威的成功楷模和样板。”

　　1916年元旦，袁世凯改总统府为新华宫，正式恢复帝制。1月3日，法理亏欠、底气不足的袁世凯，申令各机关对外仍称民国，对内则书“洪宪”。只可惜，袁世凯最终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君临天下、万寿无疆的洪宪帝国，他所演练的其实是一曲83天便短命夭折的帝制闹剧。同年3月22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在护国战争的压制下，不得不接受冯国璋等五将军以及政治顾问莫理循的建议，在《撤消帝制仍称大总统令》中宣布撤消帝制。1916年6月6日，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的袁世凯，在羞愤之中尿毒症发作，死在了他所迷恋的大总统位置上。作为当时中国社会不可替代的威权人物，袁世凯执迷不悟的集权专权的帝王梦想，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同时也是整个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的巨大悲剧。随着袁世凯去世，军阀混战、南北分裂的中华民国，变成了日本与俄国在其本土之外从事政制实验和武力对决的角斗场。

　　作者为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传记作家

【它山之石】告别美丽岛，迎接首投族

【它山之石】告别美丽岛，迎接首投族 —— 写于美丽岛事件35周年

叶克飞 2014年12月10日 09:11

12月10日既是世界人权日，也是"美丽岛事件"的纪念日。今年是"美丽岛事件"35周年，早就打算为之写点东西，日前又恰逢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果出炉，我自然而然将二者联系在了一起。

​圖（《美丽岛》杂志社）

只是，这种联系并不是顺理成章的因果关系或传承关系。如果没有"美丽岛"，就不会有台湾的今天。但"美丽岛"并没有按照既定方向前行，反而一度背离，当年的一些参与者甚至将坐牢当成政治资本，极速堕落。蓝绿之争消解了太多种可能性，也制造了更多分歧，直到新世代的崛起，为台湾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如果可以的话，我想在今天说一句：台湾已经到了告别"美丽岛"的时候，它的政治意义已在这35年间用尽，台湾将迎接新世代。

前几天与一位并不老的前辈吃饭，我们聊到80后和90后，也聊到台湾。他对年轻一代的看法，并无某些老一辈喜欢挂在嘴边的"缺乏责任感"、"自私"等妖魔化评价，而是认为一代更比一代强。他以公德为例，坦言是读中学的女儿改变了自己有时乱丢垃圾的坏习惯。谈及台湾问题时，我亦提到年轻一代，认为他们影响了选举结果。

（图注：2014年11月29日，台北市，"九合一"选举国民党惨败，国民党主席马英九率党内干部晚间在中央党部举行记者会，向支持者及党员鞠躬致歉。CFP供图）

在九合一选举中，国民党遭遇了重大失利，先前的"北蓝南绿"格局被打破，有人称之为"国民党不仅没能守住南北分界的浊水溪，甚至丢掉了蓝营的大本营淡水河"。

这当中的因素很多，如马英九政绩不佳，国民党内讧不休等，年轻一代的作用也不可忽视。他们被称为"首投族"，即达到法定投票年龄，第一次参与投票的年轻人。

日前读到的一篇分析文章称，"首投族"与台湾老一辈的成长经历大异。不管是外省人还是台湾人，台湾老一辈都曾经历过困窘时光。在那个威权统治的年代里，意识形态曾经高于一切，经济尚未起飞。"首投族"则不然，他们在台湾经济腾飞时出生、成长，经历了台湾的民主化大潮。

这一点其实与大陆的代际差异有相似之处。如今的大陆老一辈，在政治运动中成长，属于被耽误的一代，本该读书的时候却或主动或被迫地沉溺于运动，思想和成长都遭受戕害。与此同时，他们有一些无法逾越的瓶颈，比如很难分清公域和私域的关系，缺乏公德，对个人选择缺少尊重；非黑即白的二元思维和动辄上纲上线的大字报心态深入骨髓而不自知；自己对这个社会缺乏责任感，对各种社会乱象"容忍度"极高，甚至参与其中，却喜欢批评年轻人自私；同时因为经历过饥饿和恐惧，过于世故功利。

此前看到一个段子，当然不是如今老一辈的"专利"，但在他们身上体现甚为明显——"信仰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原则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对于中国人来说，不能当饭吃的都不重要。我们信奉猪的生活原则，往往得到了猪的命运"。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常常听到这类话语："看这些闲书干什么，好好去学习"，"别搞这些没用的，考不上大学一辈子就完了"，"工作稳定最重要，别想三想四"，"快三十了还不结婚，谁谁家孩子都老大了"……这些生活细节本身就是"猪的生活原则"的体现。小事尚且如此，大事更不必说。

代际差异原本是人类社会的普遍存在，在海峡两岸更是因为历史因素而显得差异巨大。你不能指望经历过威权时代的台湾人和如今的台湾年轻人思维相同，也不能期待经历过历次政治运动的大陆老一辈，与在改开中成长的大陆年轻人抹平意识上的鸿沟。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台湾老一辈还是大陆的老一辈，他们都将"站队"看得很重。在台湾的威权统治下，异见分子会遭受迫害；在"文革"时期大陆的政治运动中，捕风捉影的举报引得人人自危，批斗甚至打杀更是常见。站队关乎保命，因此犬儒主义盛行。台湾"首投族"漠视蓝绿之争的心理引发老一辈惊呼，但实际上只是习惯站队的老一辈少见多怪罢了。

关于首投族，连日来已有多种分析，我不再赘言，还是说回美丽岛。

1979年12月10日，台湾高雄爆发了美丽岛事件。以《美丽岛》杂志社为核心的党外人士组织民众示威游行，最终遭当局镇压。之后的美丽岛大审，黄信介、施明德和张俊宏等152名党外人士被捕，施明德被判无期徒刑，黄信介被判有期徒刑14年，姚嘉文、张俊雄等6人被判有期徒刑12年。另有三十多人被刑事法庭判处4至6年徒刑。

事件影响深远，一方面国民党政府逐步放弃一党专政，最终解严，开放党禁和报禁；另一方面美丽岛世代逐渐走向政治台前，1980年底，美丽岛事件受刑人家属集体参选中央民意代表，多人高票当选，1986年，民进党成立。后来，威权统治宣告结束。

尽管民进党的成立在美丽岛事件发生的七年后，但仍被民进党中人视为自身最大的政治资本。在施明德等人入狱后，受难者家属和辩护律师们接棒，继续进行抗争。尤其是律师群体中，诞生了苏贞昌、谢长廷和陈水扁等民进党中坚，通过对政治体制的反复冲击，迫使台湾当局做出改变。那是众多台湾人怀念的八十年代，风起云涌，荡气回肠。

但将苦难当成政治资本，往往会流于庸俗，或者歪曲。台湾的改变绝非自美丽岛事件开始，早在五十年代，雷震和《自由中国》就已成为抗争的象征，并促使台湾当局有所改变。甚至可以说，这一切在更早之前的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已经埋下种子，1947年行宪即提出地方自治，1950年4月，败至台湾的国民党政府颁布《台湾省各县市实施地方自治纲要》，在台湾实行地方自治，1969年的中央公职人员国代及立委增补选举更是影响深远。五十年代开始，便已经有一批党内异议人士、党外人士经选举进入立法系统和基层行政机关。1977年，许信良高票当选桃园县长，美丽岛事件的重要人物张俊宏、林义雄都有省议员身份，体制为他们提供了虽不充分但足以腾挪的空间。至于国民党政府的威权统治，从世界范围内来看也属小儿科，异见者有呼吸空间，可以办刊物，能够进入体制内。

最重要的是，七十年代飞速发展的台湾经济本身就是孕育反对派的温床。美丽岛事件的领导者及随之崛起的律师群，都是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层。而且，由于当时台湾经济起飞基于自由化经济，因此中产阶层的成功大多与权力无关，而是基于个人努力，因此对体制依附不大，思想和行动都相当独立。

同时，苦难过后并不意味着一切立刻完美。所谓"民主之路踏上坦途"，绝对是某些人的刻意想象。在那个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之后，台湾一度彷徨，甚至原地打转。

在"九合一"选举后加入辞职大潮的龙应台，曾有这样一段著名的话："今天晚上，站在这里说话，我心里怀着深深的恐惧，害怕带来什么'后果'。我的梦想是：希望中国人的下一代，可以在任何一个晚上，站在任何一个地方，说出心里想说的话而心中没有任何恐惧。我们这一代人所作的种种努力，也不过是寄望下一代将有'免于恐惧的自由'。"

这段话的引用率极高，但许多人忽视了这样一点："免于恐惧的自由"只是基本权利，它并不意味着所有问题随之迎刃而解，"有民主就有面包"思维的错误，早已经被历史所证明。

所以，即使是龙应台，也在台湾的彷徨期中写道："走过纷纷扰扰的十年，发现的竟是：只要有权力的试探，任何人都可能堕落。这当然包括，或者说：尤其包括80年代理想主义的英雄们。'野火'的中心信仰：'比体制更根本的问题，在于个人'，算是歪打正着吧？"

"个人，当他是反对者的时候，他不被捕杀就是圣洁的英雄。当他不再是反对者，严酷的测验就来了：他是否能抵挡权力腐化，他是否能承担责任，他是否能容忍异己。多少高举正义旗帜夺取政权的政党，都在测验中暴露了本质：那打破了专制的英雄们竟是无数个专制的个人。个人，才是黑暗的真正来源。"

陈水扁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这位美丽岛英雄律师的从政之路是急速堕落的过程。民进党的内部分化同样令人痛心，许信良一度转投蓝营，施明德一度指控美丽岛辩护律师团中有国民党卧底，直指陈水扁和苏贞昌等人。这当中当然少不了对美丽岛事件的利用，比如2004年吕秀莲与反吕立委之争。至于蓝绿对峙，更是消耗了台湾社会的各种力量，切断了多种可能。

也正因此，新世代的选择显得尤为可贵。民间社运的深耕，"太阳花学运"的与众不同，都为"九合一"选举积蓄了力量。尽管柯文哲上任台北市长后的表现还需观察，但在选举中，他对和解的强调已经跳出了站队思维，对选举账户的提前关闭，以及健走和音乐会等拉票形式，亦使得新世代充满参与感。

26岁的王浩宇通过FACEBOOK吸引粉丝，无须宣传车游街，便高票当选市议员，这本身就是新世代参与并即将崛起的证明。以往的政党扶持、家族背景和大企业支持等元素，在这次选举中统统靠边站，"素人参政"有了模板，网络的力量甚至大于游街拉票。

美丽岛元素仍在选举中被提起，但那仅仅是一种惯性，比如在"美丽岛事件"发生地高雄，陈菊不可能不提起这段历史。新世代在美丽岛事件甚至解严之后出生并成长，自小呼吸着自由的空气，这一切固然与美丽岛有关，但他们既不会像老一辈那样将美丽岛当成武器，也不会使之成为自己的政治包袱。

即使有人仍对美丽岛念念不忘，也大可换一种思维——当年美丽岛受难者们所奋力争取的正是自由和参与，如今新世代们抛开蓝绿之争，拒绝站队思维，恰恰是对美丽岛的最好继承和修正。

（责编：代金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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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视欣赏】什么才是婚姻的本质 - Gone Girl

*【影视欣赏】什么才是婚姻的本质 ——

 Gone Girl《消失的爱人，臺譯：控制》影评

张冠仁 

张冠仁，作家，编剧，曾任大学教师，后留学深造，如今回国，右手写字影视，左手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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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1岁的姜文在大银幕上用"我还是孩子"为理由拒绝舒淇的求婚，不愿意告别青春期进入婚姻；与此同时，大洋彼岸的52岁导演大卫·芬奇用一部《消失的爱人》探讨究竟什么才是婚姻的本质。

这部电影改编自畅销书《消失的爱人》：一个完美女性在进入婚姻第五年发现婚姻开始失控了，丈夫拒绝生孩子还有了外遇。她会怎么办？

这个强控制欲的女人做出了一系列出格行为，伪造自己怀孕被杀以此来警告她所爱的男人回到她的领域来。甚至为此不惜杀人，最后在全国公众面前，那个迷途知返的"男孩"回到了妻子的怀抱，当众宣布妻子怀孕了，尽管所有人都知道那并不是他的孩子。

（资料图：电影《消失的爱人》剧照）

《一步之遥》和《消失的爱人》两部电影长度都是140分钟，并不符合主流院线电影标准，长度彰显着导演意图，排片经理喜欢的是90分钟长度的标准电影，这意味着在星期五晚上的影院黄金六小时里他们可以连续排四场电影；而140分钟？抱歉，大概只能安排2场。2场半？你开玩笑嘛？难道还有影迷会买只能看半场的电影票？

一向暗黑阴暗的大卫·芬奇继在《十二宫》里宣布恶是无法终结的和在《纸牌屋》里表达政治就是利己主义之后，又用《消失的爱人》表达了一个观点："控制才是婚姻的本质。"

芬奇的观点并不新，生物基因学上，英国作家理查德·道金斯认为婚姻的本质就是保护基因更有利的传承。他的代表作是《自私的基因》。

而恩格斯，他在《私有制、家庭、国家的起源》里说："对于资产阶级而言，婚姻和卖淫的区别不过是批发和零售。"

是的，爱情和婚姻是两个概念，我们必须撇清，此文不谈论爱情，只谈论婚姻。

（以下观点可能冒犯部分有爱心已婚人士，请持砖绕行）

可能和我们设想的不同：从社会学意义而言，政府和婚姻都是伴随社会发展后天发明的产物，是一种补足语，亚当夏娃那时候是没有这玩意儿的，对，女娲那时候也没有，无论你选择相信哪种宗教，婚姻的概念都不是与生俱来的，不像日月星辰山河大地。

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婚姻是围城，婚姻是责任，婚姻是天长地久，我们耳边充斥着许多关于婚姻的陈词滥调。

但婚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呢？就像道金斯所说，婚姻的本质是保护亲子鉴定。是一份关于基因继承权的合同。真的很抱歉，婚姻的最重要目的并不是保护爱情的，真的不是。

发明婚姻目的是一种保护措施。从这个意义上说，发明监狱的目的也是一种保护措施。婚姻作为一种契约保护在极端情况下双方不离不弃，而更核心的则是子嗣继承权利以及确认私域的疆界。因为只有父母健全的家庭才是对于孩子成长最有利的环境，因此通奸和不忠会成为婚姻最大的敌人，因为可能导致子嗣继承权的紊乱。

而监狱的保护措施是保护好人不受罪人骚扰，当然发明监狱更大的目的是为了惩罚，保证善良成为主流法则。

所以毫无疑问，婚姻总是比监狱要幸福的。只要简单统计一下已婚人口和在狱人口数量就可以一目了然。

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中阐述："人类一切看似利他的行为，比如母爱父爱背后都是基因传承在控制。"

因此大卫·芬奇深深领会此中真意，在电影最后一定要安排女主角怀孕的戏，这看似和主干情节毫无关系，但这是电影主旨所在。

你真的以为这种超越普遍性的荒诞戏剧是一个疯女人对爱情的控制欲么？不，换个角度，这只是基因的自私选择罢了。

在电影结尾，芬奇用这场安排挑明：婚姻实质就是为了延续子嗣而存在的，而婚姻关系就是妻子和丈夫两人对峙的战场，失败的人一败涂地，并需要低头完全按照对方意志行事。当然首先失败的那个人也是势利无能的男性。而最糟糕的是这个男人必须完成基因传承的使命，无论他愿意与否，他只是一个精子提供器。这是一个漂亮的报复，以及完美的反讽。

（刚才那些拿着砖块的已婚人士可以回来了）

伟大导师恩格斯曾经大声宣布："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的唯一目的是为了保护私有财产的社会延续。"

好吧，私有财产？那么，孩子就是婚姻这场活动中最大的私有财产。很快，我们的春运即将开始，"家"作为目前中国最大体量的俗世"宗教"，是以婚姻为一切前提的。对于未婚未生的打拼游子们，归家第一件事就是面对长辈压力，娶妻生子成为了一宗长辈们"宗教信仰"，不娶妻，"家"宗教如何延续？不生子，基因如何传承？

那么在西方文明是不是更自由一些？其实也一样，婚礼之所以要在教堂举行？因为和弱势的俗世政权相比，在牧师主持之下，这份与神达成的关系契约要远远超过和流动性大政府签订的婚姻证书更为持久永恒。所以你会发现牧师誓词如下：

"你是否愿意娶某某成为你的合法妻子，按照上帝的法令与她同住，在婚约中共同生活。并承诺从今之后始终爱她，尊重她，安慰她，珍爱她，保护她，无论生病还是健康，富有或者贫穷，始终忠于她，直到离开世界，至死不渝？"

这是一份契约，里面的情感需求已经超越了简单的爱情。

正是因为考虑到了人类爱情的脆弱性，所以这份宗教契约中，还夹杂着对信仰操守，对神灵的膜拜，对责任感的坚持以及道德原罪感，以及等孩子出世之后，身份的转化的力量。

大概只有这些力量加在一起之后，才能勉强封印住人类对婚姻逃逸的天性。

所以，只有当我们真正明白婚姻的本质之后，也许才有勇气肩负起这份承诺和责任。婚姻保护的是亲子继承权，而不是爱情，婚姻真的不是保护爱情的，它可以保护两性关系中的弱势群体，但是抱歉，婚姻绝对不是保护爱情的。保护爱情的东西有许多种，大概包括爱情电影，格里高利·派克，高匹配度的性生活，马尔代夫旅行券，爱人偶尔的浪漫，红烧带鱼的香气，凌晨起床为爱人买碗热馄饨，儿孙满堂，这些也许都是，这些都和感情相关，也可以走向婚姻，但是反推并不成立，不是结婚了就自动拥有了这一切，因为不结婚也可以拥有这一切，也可以儿孙满堂。

但是婚姻，仅仅依靠这份契约真无法保护脆弱的爱情。就像一份劳务合同是无法保护工作热情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升迁，赏罚公平，良好的工作氛围，老板每天打鸡血，团队协作，为了梦想拼搏才是工作热情的源泉。

所以并非为了阐述不婚主义的要义，所以当我们明白了这些，才会更有动力和勇气去民政局领结婚证呢，而不是痛苦地骄傲几年又去办理离婚证。就像当我们终于明白生命的本质是死亡，才会越发热情努力地投入生活呢。

想到这里，就会明白那些向死而生的人们总是要比贪生怕死的家伙更显得可爱一些呢。

……………………………………

（责任编辑：余江波）

2014年9月26日在第52屆紐約影展上作為開幕片首映，香港、美國和台灣分別於10月2日、10月3日、10月9日上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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