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蒋公的面子》中,三个教授到底有没有去吃饭,谁也不知道。 (《蒋公的面子》剧组 供图/图)
卞从周:延安就有民主自由吗?
时任道:总比这里民主自由。
卞从周:我只听说它有民主集中,没听说它有民主自由。都说自由,那《中央日报》也有造谣的自由。
时任道:所以现在还有人信《中央日报》吗?
卞从周:你看,这就是自由的坏处。
时任道:这是滥用自由的坏处。
对话出自学生话剧《蒋公的面子》。“这些话出自《联大八年》。”话剧的编剧、南京大学戏剧影视艺术系大三学生温方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无 论从哪个角度说,《蒋公的面子》这部两个半小时的学生话剧都当得上一个“奇迹”:编剧是一位戏剧影视专业的大三女生,描写的却是70年前中央大学教授中的 复杂人性;导演痛批当下的戏剧生产体制,2012年12月14日,江苏省委宣传部却安排《蒋公的面子》在南京艺术学院连演3天,省委宣传部长亲自观演。
教授们到底有没有去吃饭
《蒋公的面子》始于吕效平、温方伊这对师生。
吕效平是南京大学文学院副院长、戏剧影视艺术系主任,同时他也是“五个一工程奖”的评委。吕效平给学生温方伊“学年论文”题目只是一句话:1943年,蒋介石就任中央大学校长前,曾请中文系的三位教授吃年夜饭,三位教授在“给不给蒋介石这个面子”的问题上争执不下。
温方伊的任务是把这句话变成可演的剧本。
这句话实际上是流传在南京大学中文系的一则传说。吕效平从自己的老师、原南京大学中文系系主任董健那里听到了这个传说,又把这个传说告诉了温方伊。
这是个“开头很详细,却没有结尾”的传说。传说的三位主人公中有中文系的著名教授胡小石、陈中凡,第三位却姓名不详。历史上,陈中凡是一位“偏左”的教授,和陈独秀交情甚笃;而胡小石则是一位对政治毫不感兴趣的美食家,蒋介石曾向胡小石讨过字,但胡没有给他。三位教授吵了一天,可最终有没有去吃饭,谁也不知道。
温方伊去找“师爷”董健要结尾。见面之前,她先做了一番功课。可功课一做,她却发现问题更多:1943年,陈中凡根本就不在中央大学,而“蒋介石要来中大做校长”的消息传来时,年已经过完了。
从董健那里,她得到的答案是众多的“不知道”。“董老师告诉我,这个事很可能没有发生过,因为知道胡小石的人都说没有听说过这件事。”温方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蒋公的面子》最终描写了三位拥有不同政治倾向和思想状态的“中央大学教授”。时任道带有左翼倾向,蒋介石曾下令打死过他的学生;夏小山埋头做独立学问,好美食,对蒋介石既不反对也没有兴趣;卞从周拥护政府,希望能够去赴宴,但也并非那种昧着良心不顾事实的官方走狗。
“夏小山的原型是胡小石,时任道的背景是陈中凡。老师的要求是,要让认识胡小石的人一看就知道夏小山是胡小石。”温方伊说,“而卞从周则完全是一个捏造的人物。右派教授的资料可不太好找。”
《联大八年》最后的“教授介绍”为塑造卞从周提供了蓝本。“书中对西南联大当时很多老师有所介绍,其中有一些细节一看就知道这个教授是右派的,比如说给《中央日报》写文章、给官方电台做演讲……”
结尾是困扰温方伊和吕效平很长时间的问题,“如果教授们最后都去吃饭了,这个戏就没有意思了。可是,如果都不去,这个戏就像个正剧。”
吕效平提出过几种方案,其中的一个想法是,教授吵了半天,听到电台里说皖南事变爆发了,全戏因此结束。温方伊说:“我们查下来发现,皖南事变不是发生在1943年,如果那样写,就变成史实错误了。”
最终的方案是温方伊提出来的:故事包含1943年和“文革”期间两个时空。“把结尾放在另一个时空,起码像个结尾。”
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弱点?
2012年5月期间,作为“校庆戏剧演出系列”之一,《蒋公的面子》在南京大学鼓楼校区礼堂首轮公演,各种好评纷至沓来。
南京艺术学院电影电视学院副院长蔡伟称赞这部喜剧是“久违了的好戏,将知识分子的风骨和弱点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剧中,三位教授个性鲜明,却又各有弱点。
时任道追求民主自由和学术独立,绝不与独裁者同流合污,却因珍贵藏书留在桂林随时会被侄子变卖,想借赴宴望老蒋协助,又开不了口,遂布局想怂恿有人当说客。
夏小山对政治毫无兴趣,只是为了火腿烧豆腐而想赴宴,然因曾在学生面前说了不承认蒋中正的校长地位,不好答应;在美食与面子间抉择,只好推说只要请柬署名由校长改为蒋院长或蒋委员长,他就赴宴。
卞从周则长期与体制合作,不支持学生上街游行,内心想去赴宴,可被两位教授同僚呵斥是谄媚之举,为了面子,就摆出不赴宴的姿态,但他又是一个热心肠,想方设法帮助时任道解决燃眉之急。
在一些剧评中,有人将《蒋公的面子》与英国剧作家迈克·弗雷恩的《哥本哈根》(Copenhagen,1998)相提并论。后者只有3个人物,却在欧美剧坛创造了所谓的“哥本哈根现象”。
三个灵魂,诺贝尔奖获得者德国物理学家海森堡、丹麦科学家波尔及波尔的妻子玛格瑞特,努力回忆着1941年9月在哥本哈根的最后一次会面,那次会面,波尔最终决定帮助美国研制原子弹。他们在战争时期效力于不同的国家和阵营。然而作为灵魂,他们看到的是原子弹把广岛夷为平地。
一位名叫杨鹏鑫的作者写道:“像海森堡、波尔、玛格瑞特三人的魂灵对1941年‘哥本哈根会见之谜’所进行的争辩一样,时任道、卞从周、夏小山三个主要人物均在回忆里争夺着对1943年春节是否‘赴蒋宴’的解释,包括身陷其中的自我辩护。”
在 吕效平看来,这种“身陷其中”所展现的人的“荒谬性”,正是《蒋公的面子》价值所在。卞从周有足够的理由给自己辩护,但他也有足够的理由抽自己的耳光,因 为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放弃了太多的原则;时任道也有足够的理由给自己辩护,但是他在坚持自己道德干净的情况下就什么事都不能做。
吕效平说:“所有的好戏都是指出道德的边缘所在、困境所在。《蒋公的面子》之所以火,不是因为戏里有抗战和‘文革’的悲剧,而是因为人性中永远不可能改变的悲剧性和喜剧性,因为我们自己这种卑微的状态。”
万一他们喜欢卞从周
吕效平、温方伊这一对师生对于《蒋公的面子》究竟要表达什么,并非百分百的一致。
除 了表达“人的荒谬性”之外,吕效平更想表达的是一种对今天的“担忧”:“重要的不是历史上有没有这件事,重要的是这个传说反复被提起背后的东西。蒋介石请 教授吃饭是一场‘忸怩’,教授们讨论去不去其实也是一场‘忸怩’。重要的是,权力不是那么傲慢,感觉自己需要这种‘忸怩’,而教授们觉得自己有一个‘忸 怩’的空间。这正是建设一流大学必不可少的条件。”
而温方伊想说的,更多的是“知识分 子永恒的精神困境”——既要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又要吃饭;既要有社会责任和担当,又要和官方、政治保持距离。她说:“我觉得知识分子自身的矛盾跟时代关系 不大,它是永恒存在的。我并不想批判某个时代,让观众批判这个时代不是我的初衷,当然观众肯定会联想到这个时代。”
在网络上,有人把时任道、卞从周、夏小山分别比作“公知”、“五毛”和“打酱油的”。但是,仅仅是这样简单的分野,显然不足以描述三个主人公的差别。
当卞从周说“现在的人似乎骂两声腐败便是一个进步人士了”时,他得到的掌声与时任道说“中国政府腐败已经是国际闻名了”时不相上下。
温方伊说:“这些台词不是我生造的。前一句话是西南联大一位教授说的;后一句话则出自《吴宓日记》。前一句话就好像在骂今天的‘公知’,后一句话今天的观众们似乎也很认可。不管你站在哪个阵营,你或多或少会说一点假话,会选择性地淘汰掉一些现实。每个时代都是这样。”
2012年10月23日,中国校园戏剧节在上海举行期间,《蒋公的面子》开始了第二轮公演。到12月16日,《蒋公的面子》共在南京大学校园内上演31场,购票观众总数超过2万人,这还不包括在校外的演出。但在很多专业人士眼中,这部学生作品距离完美还很遥远。
南 京大学中文系的教授余斌在专栏文章中说,捕风捉影的段子得以流传,且成为美谈,反映的是人们心中的一种愿望,当年的教授们赏老蒋面子的云淡风轻如同一个潇 洒的手势,其中有读书人的清高自赏,也有民间对于读书人的欣羡与期许。“《老蒋的面子》一剧多少有点煞风景,因其内容没有放大、定格在那潇洒的姿态上,二 位原先拒不赴宴的教授一以美食、一以书籍,最后都应召了。这结局多少使得先前大动干戈的一番争执降格为一场‘精致的淘气’,其中不无反讽之意。但是当然 的,剧作者对剧中人物更多的还是欣赏,我也无意将其拔高为对知识分子灵魂的拷问,至多含着些对读书人爱面子习性的调侃罢了。”
上海戏剧学院的教师李伟则认为,《蒋公的面子》把“一流”教授的做派,写成了(或者说是导、演成了)“三流”教授的做派:“试想,一流教授都动摇了(当然,也可以写其中一个不动摇),难道不能更好地表达主题吗?”
温方伊希望笔下的教授们都是“可爱”的,但又担心观众会过于讨厌时任道、难以接受夏小山,而她自己相对而言最不喜欢的是卞从周。
最后的结果是,温方伊的担心都变成了现实。喜欢卞从周的人要远远多于喜欢时任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