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商务印书馆"与王云五
王云五：出版家做政务官
2013年03月20日
王云五（1888—l979）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只有小学毕业的学历，却在青年时期即担任大学教授；
他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又创制了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
他一生前后主持商务印书馆达四十年之久，使商务馆曾名列世界三大出版机构之一；
抗战时期，他作为“社会贤达”参政，1946年起历任国民政府经济部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
相对于叉手在一边发表洞见批评时代的知识人，笔者私意里更倾向于那些投身国事的书生，愿意努力去理解他们，这不单单是出于“了解之同情”。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研究中有个课题叫做“书生论政”，你会注意到，这个课题没有叫做“书生参政”，因为在真实的历史中，近代中国这几代知识人基本上“论”比“参”多得多。可以说，这几代知识人传统意识不自觉还是深入骨髓，参政、从政无异于把自己独立的身份搞丢，沾湿羽毛往往被视为一种知识贵族精神堕落的前兆。正因为此，当今天人们重新审视这批曾经生活在民国的从政之书生时，态度不免复杂，王云五即其中的典型。
细察史实，这位近三十年才渐渐摆脱 “战犯” 帽子的学者，实在是民国一位不可多得的出版家。
今天国内的出版人提起王云五，仍然会想起“万有文库”，谈起“老商务”，奉为业内里程碑式的前辈人物。二十世纪上半叶，随着商务印书馆出版大量人文书籍，传播文化、开启民智、培育了几代人的知识结构之时，人们渐渐忽略其最早服务商业(初期以出版商业簿记、工具书为主，故得名“商务”)的职能设计。
随之模糊的还有王云五更甚于出版家的企业家身份。特别是商务在抗战中遭日机轰炸损失殆尽的极度困难时期，王云五和他的馆员同仁在一片废墟上经过两年的“苦斗”，逐渐恢复了商务往日情景，充分显示出先生经营实务与企业管理能力。
正因为在上海工商业艰难打拼的从业经历以及对社会民生的深刻了解，才又决定了王云五在1948年这样特殊的历史时期，暂别被世人看作殊荣的“在野”知识人身份，最后选择走进国民政府事业部。
新问世的《王云五回忆录》，为台湾商务印书馆2010年出版之《王云五从政回忆录》的简体字版本，而台湾商务版本则脱胎于王学哲先生整理的百万字篇幅的《岫庐八十自述》。作者还原其文化与历史见证者身份，回顾自己一生之遭遇经验。视其文本来历、编选范围，就其所收录的一手资料之确切、详细，回忆之严谨，实在是王云五对自己当年参政、从政的一份严肃的“报告书”。
全书从参加“国民参政会”谈起，至币制改革失败而止，纵观内情，作者的行政作风一如先生在民国三十三年向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报告访英观感，谈及英人何以自强时所言，“公平的原则，科学的方法，与守法的精神”时刻流露其中，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王云五走上参政、行政的路，要从抗战后说起，那时他已经服务商务书馆二十五年，颇思在接下来的人生岁月中“另作一种尝试”。人的选择往往看似无限可能，实则不多，王云五回忆说：“我所预期的活动，不外从政和研究学术两途。许多人心里想从政，却讳言从政。我则不然。我在重庆时曾对许多朋友说过，一个人假使自信能替国家负一点责任，不必自鸣清高。在二十年来，我已经把国家和个人或私人事业的密切关系看得太清楚了；譬如一棵大树动摇，断不容小鸟安居于其上之巢内。
……因此，对于复员后政府，假使有需要我的地方，当不致如战时之固拒。”从中已可看出王云五从政之倾向，然而他也有其心理和经济的准备：“不过我之从政，却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完全摆脱工商业的关系，二是经济能够自立，不必倚赖俸给。
……我认为政务官和事务官截然不同：事务官视官职为终身事业，自当倚俸给为生；政务官则视政策为进退，如果也倚赖俸给为生，势必不能进退自主。”于是准备以历年撰述及复员后新著作所收版税自给。所谓“政务官和事务官”之别，其实就是搞政治和搞行政的分野，也即先生给自己参政、从政的定位。抗战中军民一心“那一股气”，以及国民政府在领导抗战中的正面形象，当年确实给很多知识人心灵以强烈的震撼，这时抬头的国家主义思想甚至影响了很多人的后半生，譬如上述“小鸟和大树”的比喻就和胡适在驻美大使之后的“青山”理论如出一辙。
王云五以无党派、无阶层背景，“不以参政为目的而参政”，故无论是参加“制宪国大”，还是决定做“党外人士参加政府的前锋”掌经济部、或是在“行政院预算委员会”实质上主持国家财政大计的一年，均以自己的经验判断和理性思考来办公。也正因为此，每每遭各方诟病与批评。特别是审核财政预算期间，据他自己的说法，政府事业部、公务员、军界都已开罪，甚至尤以他原先服务的教育界和上海工商界结怨最多。这可能就是王云五名满天下、谤亦随之的渊薮。
他回忆说：“我生平的经历，就是遇事不肯空过，事前既未能谢绝府委之职，事后因闲职仍不愿空干，……我之从政，既非为名，更非为利，既知无补于国，何苦向泥淖愈陷愈深。惟事已至此，只好就我的新职善尽其责，俾良心得稍安而已。”在派系林立、利益集团互为牵制、结果往往沦为“维持现状”的国民政府中搞行政，王云五当年的遭遇根本不可避免。他对当时国府的现实并非全无认识，而仍能执着向前，不能不说是做事的勇气使然。
“金圆券”币制改革，历来为王云五很难摆脱的一副无形枷锁，时人皆以为病。许倬云接受马国川“辛亥主题”访谈，回顾近代中国之得失时也说，“……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是‘金圆券’的币制改革，一年不到，金圆券已成废纸，全国中产阶级为此破产。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民心大失……”当时国民政府军事、政治和财政经济情况几近全面崩溃，此时出任财长无异于接烫手之山芋，对王云五来说，更由于之前审核财政，深知全国财政收入之巨亏，但考虑到出任之后或可实现复员后屡次对政府提出改革币制的主张，“由于平素不自量与不畏难的癖性，妄想假使在我掌握财政之时，能够达成此志愿……”于是引出后来故事。
论及王云五当日对币改的态度，实在是将稳定币值看做改善国家财政与促进生产、解决就业、物价和民生的根本办法；虽然当时已经过了复员之初外汇充裕的改革币制的良机，他最后仍愿在财长职位上放手搏他一搏，试图毕其功于一役，解决币值这个国民经济的枢纽问题。
从书中详备收录的王云五的《财经改革原案》及其逐条解释，我们可以明显看出上述思路。《原案》最初为发行新币设计了充足的发行准备金，新币盯住美元，巩固币值。另外以战时经济政策惯例，在第十一条、十二条中拟定民间贵金属、外汇收归国用，以新币定价限期收购，以免贵金属和外汇在新币颁布之后继续扰乱市价；以及第二十一条、二十二条拟定新币发行前，沪津穗汉四市之商业银行库及各银行出租保管箱、公私仓栈封锁、登记存货。在民生方面，严格限制各重要都市日用必需品之价格。在人事薪酬改革方面，重新核定公务员与行政机关，核实兵员(正式颁布时，更有核实军费之意)，同时修订所得税法等(详见该书第十四章)。新币改方案正式颁布后，基本框架如其所述，只是剔除了一些力度较大的存货和物价管制措施。
就这份币改方案来说，具备了财政整顿功能和经济管制时期的特点。在新币推出之初，也产生了较好的效果。然而战时的宏观经济，夜行昼变，局势进程发展之快出乎人所能料，也实在不是一份缺乏实施空间的币改所能逆转。新币改颁布当年全国商品流通瘫痪，物价管制失败，1949年上半年币值一溃千里，通货膨胀更烈。来自各方的弹劾越来越多，币改渐成众矢之的。
王云五在讨论“物价解冻方案”会议上，得知全国粮价即将完全恢复自由市场，因粮价实际决定其他一切生活物资之价格，他认为大势已去，即行辞职。躬身实践，求国家民生的改善，而最后往往落得没有下场，这频频重现的民国知识人的悲剧，用一句轻薄的“书生参政”怎能消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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