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索爾•貝婁瑣記之十二
有兩組受眾廣泛的資訊，在網路話語空間裡交替出現：
一組資訊以一篇"到了澳洲才知道的那些事"為代表，描述了澳洲如何秀美寧謐，人民規矩正派，不用擔心食品安全，不用害怕無人救助，俊美的牛羊滿地跑，路不拾遺，夜不閉戶；
另一組資訊則以"知乎"上關於移民美國的一些討論為代表，一個長帖的作者說了入籍美國之後，自己是如何喪失了之前養尊處優的生活的：什麼日常活計都得自己操辦，買車便宜養車貴，就醫所費不貲，法令苛細入微，鄰居動輒報警，最大的苦楚是文化難融，寂寞感揮之不去。
"只有移民了"，幾年來，這句話像入夏後的汞柱一樣升上了我們喉頭。房子買不起——"只有移民了"；空氣太差——"只有移民了"；連日加班——"只有移民了"。"反正將來要移民"，這是不順意者最後的慰藉；反過來，我們的耳朵裡多少灌入了一些成功者的勵志故事，而那些故事往往以移民為終點，因而，比以往更容易地觸發了日常中的不順意。能夠選擇"不玩了"拋下了其他人，被拋下的人再談起他，發出聲聲混雜著嫉妒的感歎。
德裔美國思想家赫希曼，提出過一個有意思的理論模型：
消費者買東西，在感到這件東西的品質下滑，或者得到的服務和獲得利益衰減時，就會有兩個選擇：一是退出，二是呼籲。前者是離開，轉投另一個企業、另一個組織，因為後者能給他們更好的產品或服務；後者是投訴，組織起來維權，設法讓商家恢復其產品或服務的品質，如果體現在政治生活領域裡，那就是以異議和抗議的形式敦促執政者改革和自我糾正。赫希曼的模型，可以解釋一個現象：在退出很容易、成本較低的時候，本想留在國內抗議的人便會內心渙散，轉而思走；但也有可能出現別的情況，比如，正因為退出太方便，人反而受到了激勵，覺得既然有退路，不妨先放手幹點於現狀有公益的事。
退出機制會阻礙呼籲，假如你是個打工族，某公司以兩倍薪水招誘你，你可能不會考慮繼續效力於現在的公司了。但是，人之于其國，大不同于普通打工者之於公司。
阿紮爾•納菲西在她那本有名的《在德黑蘭讀〈洛麗塔〉》中，描寫了九十年代人心思走時自己的猶豫。伊斯蘭革命，傷害最深的是那些受了西方自由思想薰染的伊朗女性，納菲西想帶著她的女學生們在閱讀中找到自由的感覺，但是，她經常聽到學生們的議論，說她貴為美國大學的文學博士，現在羈留此地，亦無處發揮，可歎複可憐。受著這些刺激，在心理天平愈來愈往"退出"那一端傾斜的時候，納菲西索性讀起了索爾•貝婁，她說，她想看看美國最優秀的心靈，怎樣批判我們所嚮往的那個地方。
和他的摯友艾倫•布魯姆一樣，貝婁也注意到，那些滋養了他的感受力的西方正典，正在貶值為一些單純的智慧書，一些去超市可以買到、也可以任意放棄的東西。曾經被約翰•洛克的啟蒙思想尊為神聖的自由主義哲學，在美國人手中成了這樣一個信條，即人人只需自利，一個公正的社會便能建立起來。因為每個人的自由都得到尊重，他們像受到攻擊的刺魨一樣膨脹起來，擠擠撞撞地向前邁步。沒有任何倫理法則能左右、能調整他們的行為和人際關係，除了相對主義這種強調任何人無法對他人的趣味指手畫腳的公共態度。
赫索格的好友瓦倫汀•格斯貝奇，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相對主義者。他是電視界的寵兒和才子，著名詩人，能給猶太複國主義群體大談馬丁•布伯，到哪裡都如魚得水，用現在的話說，是"明星學者"或"演講達人"，赫索格發現，他是個可以正襟危坐、慷慨激昂地說著粗俗至極的話，他剛剛同赫索格的妻子馬德琳有了私情，卻能當著赫索格的面，斥責馬德琳是個"臭婆娘"。赫索格告訴他，妻子的行為怪異乖張，令他苦惱。"那是女人的天性"，格斯貝奇說，"你大概不知道我有時真想在菲比的屁股上狠揍一頓。"
格斯貝奇在外獵取友妻，在內威壓自己的老婆，菲比活得戰戰兢兢，盛年早衰。這路人，就是貝婁所痛惡的一群有知識的混帳，他們高傲自大，獨斷專橫，看上去不乏學識，心中卻沒有敬畏，對真正高貴的東西視而不見；他們是些無條件的利己主義者，格斯貝奇本該有愧于朋友，卻訓斥起赫索格來，說他對不忠不良的女人太有耐心了。在相對主義的美國，沒有什麼力量能戒止這種鄙俗的囂張。
用一個批評家喬治•斯坦納最喜歡的詞：貝婁對美國的"感受力"，落在了精神的互相傷害、互相虐待之上。赫索格在一封給自己的信裡不無自嘲地寫到：個人的痛苦，是由於以受虐為快的受虐狂之故……而"有創造力的受苦……位於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基督教以愛來教化受苦的人，幫助他們熬過苦境，但禮崩樂壞的現下，早就不是基督的時代了，我們怎能不想起比基督教更古老的猶太教的信條——"以眼還眼，以牙還牙"，正義需要及時實現呢？
現在的許多家暴受害者，常常被扣上"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的帽子，人們指責她們縱容甚至"享受"了丈夫的虐待。作為一種隔了幾個年代的回應，赫索格自己坦白，應該為社會的不正義負責的，是我的受虐傾向，是那些將我變得溫良恭儉的高級文化，我陶醉于實現一種英俊博雅的個人完美性，卻喪失了自衛的孔武之力。美國精神在上，貝婁貢獻了這樣一種挖根子的反諷，替它的走入歧途作證。
我可能也待在一個過於高端的小眾環境裡，無論是出版社編輯，還是大學老師，都博覽群書，因而覺得動輒"移民"，未免狹隘可笑。他們未必都精讀過貝婁，但是，在他們身上，我看得出《在德黑蘭讀〈洛麗塔〉》裡，納菲西的一位男性好友"魔術師"的那種心態："去吧，都去美國吧，在那裡受了苦，就沒有伊斯蘭政權可以怪罪了。"由於深悉幸福的根本來源，他們的內心趨於平淡喜樂，"哪裡都一樣"這句話從他們嘴裡說出來，不需要向一個揭露美國生活種種不便和不合理的網帖來尋找證據支持。
在貝婁的小說裡，從他對美國之墮落精緻的揭露中，我看出的並不是"不要移民"這種簡單的結論；我感興趣的是，感受力更經常地表現為痛苦、困惑、沮喪、迷茫、虛無等偏消極的心理，在中國如是，在美國亦然。這肯定不是什麼好東西，但有那些人文尊嚴感的人，卻賴之以生存。
納菲西，由於實在無法忍受政權的暴戾黑暗，最後還是走了，但她引了貝婁的一句挖苦語："而受苦是又一個壞習慣"，暗暗地刺痛包括自己在內的"退出"派。它的意思很微妙，也很精英主義：生活在這樣一個政治黑暗、民生疲敝的國度，一想到西方的澄碧藍天、如茵綠草，我們即便真的很痛苦，也還是會傾向於誇大自己的痛苦，為了給自己找全一個充分的、一走了之的理由。只有那些猶豫不決的人看明白了這一點，他們選擇不走，或不著急走，是因為愛惜感受這種痛苦的能力。
"留在這裡多好，"我在澳洲的確這麼想過。我的房東有一座位于悉尼富人區的獨棟包豪斯公寓，樓上樓下到處都是乾淨的房門，從開放式廚房裡的嵌入式烤箱到餐桌要走過一條保齡球道那麼長的距離。這麼大的房子，她只是一個人住。在悉尼的Centennial
Park，我走了半小時，兩邊都是空無一人的大草坪和鴨雀翻飛的人工湖，戴頭盔的紅皮膚澳洲人蹬著車擦身而過，間雜著幾個赤足跑步者，在凜冽的春寒之中，他們健康得叫人想破口大駡。
後來，我在中餐館裡與這裡的華人群體見面，他們中的多數人，都長著一副新近受了洗的南洋富商的模樣，農場主、教授、藥劑師，大多年過六旬，但仍然神清氣爽，自由純淨的空氣不一定延年益壽，至少能讓人看起來放鬆。而龐大的華人社區，似乎也讓這些人擺脫了文化隔膜，以及遠離故鄉的孤獨。
但他們似乎也喪失了一些東西。聽到談起中國大陸的時事，他們所有人，不論男女，不僅表情一模一樣，就連相貌，似乎也變得千篇一律了：除了笑，還是笑，連評論的興致都沒有/一切與他們無關。他們剩下的人生，都建立在"移民"這個最大的成就之上，確認它，鞏固它，享用它，將對故土的感受力降為零，也是這種成就感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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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山之石】
天下没有理所当然的事，白昼和黑夜是照着轮的，如同澳洲秀美寧謐、人民規矩正派、不擔心食品安全、不害怕無人救助、俊美的牛羊滿地跑、路不拾遺、夜不閉戶和移民美國喪失了養尊處優的生活、日常活計都得自己操辦、買車便宜養車貴、就醫所費不貲、法令苛細入微、鄰居動輒報警、文化難融、寂寞揮之不去是同样存在的，有了对啥都不满意的想法到哪都会不满意的，只能珍惜自己已经握在手里的，亲为改善自己没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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